故乡那些年之

炒豌豆里的快乐

每到插秧季节，小孩子最盼望的是全队人去插那块沼泽田的秧苗。因为那田极深，成年男子，高大健壮，也会陷下去，甚至齐腰深。有时候如果高过了胸部，就不得不坐在圆桶里，划了过去插。天太冷，会冻得浑身发抖，队里每年这时候都会准备了烈酒和下酒的炒豌豆炒胡豆，每个人都是可以任意吃的。这可是小孩子的节日了。

当大人们插秧苗累了，冻着了的间隙，会上岸到公房里来小酌几口烧酒（那烧酒是火烈火烈的），就着炒豌豆胡豆和浑段子玩笑话驱寒暖身。小孩子更是乐不可支地穿行于成年人的酒碗和玩笑中间，你一兜我一兜地兜了炒豌豆在随身的小口袋里，一边打闹，一边捉迷藏，或者在生产队的公房里，里里外外上窜下跳。

母亲每年都是负责炒豌豆胡豆的人，我自然也是孩子群里欢喜跳跃的一员。现在想来，那时候家里好穷，为什么就有那么多的快乐呢？许是小孩子，欢喜不知忧愁事吧！

我是记不清有多少次了，有哪些童年的玩伴，可快乐却是记忆犹新的。

生产队的公房屋有很大的几间，廊檐极宽极长，地面是石灰刷过的，平整光亮，孩子们经常在地上打滚、爬行。那地儿可以坐下好多人。大爷大娘们掇了长的木凳，三五个人一堆，架着二郎腿的，歪着身子的，一只裤腿挽着一只裤腿放下的，浑身都是泥浆歪扣着灰色黑色帽子的，横的竖的随意地坐了，取了褐色的大粗碗来，倒了烈性的黄酒，“咕噜咕噜”就下肚了，还美美地“哧溜”一声，再把炒豌豆胡豆伸长手臂就老远地甩到嘴里，“咯嘣咯嘣”地咬着。似乎那些寒气就从那“咯嘣”声中溜掉了。有时候，这一堆的人起身邀那一堆的人喝二口，那一堆的人已经喝得半醉，起身歪歪扭扭地走过来敬酒，不喝就揪住不放给灌下去，还有人扯起沙板似的喉咙吼起“张家的妹子李家的娃”之类的山歌来，有人又调笑谁娶了小媳妇儿被管住成“耙耳朵”不敢喝酒了。凡此种种，气氛自是热烈得很。

孩子们就在人堆里，通红着小脸拍着小手，跳着叫着，满脸傻笑，连眉梢里都是喜气。

男孩子们在大人堆里钻来钻去，偶尔会有好运气。叔叔伯伯们会喊“狗娃儿，牛娃儿，过来整一口不？”于是，那叫“狗娃儿牛娃儿”和不叫“狗娃儿牛娃儿”的毛头小子们都会挤挤挨挨地涌了过去，对着大粗碗猛喝一口，呛得眼泪鼻涕一齐出来了，于是，扯起老蓝布的衣裳角角或者扯了粘着泥浆脱了线滑了边的衣袖，捂着嘴巴鼻子使劲儿一揩，抓一把豌豆，哈哈笑着蹦跳着跑开去。过了好久，还站在公房的角落里，皱着眉头咂着嘴巴美美地回味一场。

每当这种时候，女孩子总是害羞地站得老远，以羡慕嫉妒恨的眼光远远地瞧着，但知道那是不可能有自己一份的，女孩子怎么能喝酒呢，于是，又很释然地嘻嘻笑着去抓了豌豆胡豆找自己的同伴跳橡皮筋或者踢毽子。

男孩女孩也有相同的待遇，就是都可以随意去抓豌豆胡豆吃，大人们是不会骂的。在孩子群中，也不会有男女之别的，男孩子可以去女孩子手里抢豌豆，女孩子也可以到男孩子兜里抢豌豆，谁都不会说什么。到下午，豌豆大概是所剩无几了，我们就会用捉迷藏的方式来赢战利品。捉迷藏的时候，男孩子总比女孩子笨，一边藏着却还在“咯嘣咯嘣”地咂豌豆，那香喷喷的味道脆生生的声音，早就穿过了竹篮篾桶和草的蓬松木板门的缝隙，溜了出来，常常被女孩子们一抓一个准。被抓着拽出来，还摸摸自己的光头疑惑自己怎么又被抓住了。女孩子们便骄傲地把手一伸“拿来！”男孩子们就乖乖地缴出自己兜里的豌豆了。

我们队里有七八个像我一般年纪的女孩儿，有七八个和我一般大年纪的男孩儿，合在一起就有十多个了。这种时候，人数常常是极整齐的，不容易落下了谁。那嬉笑打闹的场面简直是空前绝后。

母亲管束极严，我算孩子群里文静听话的，但有时候也会玩得忘记了回家。很晚了，母亲收拾了装豌豆胡豆的家什，来拽了我回家去，这时候，兜里始终还有两口袋鼓鼓的豌豆。想想回家后还可以慢悠悠地咬着炒豌豆回味一天的快乐，就低了头笑眯眯地随了母亲往回赶，也没听母亲在耳朵旁絮叨些什么。

以前，对鲁迅先生在《社戏》里说的“再也没有看到过那夜似的好戏，也再也没有吃到过那夜似的好豆”的话总有微词，私下里以为他太过夸张了。其实，我又何尝不是一样，之后的这许多年，又有什么时候吃过那样香喷喷脆生生的炒豌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