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文学现象，文学“寻根”开始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而寻根一词较早出现在李陀的《创作通信》一文中，随后韩少功发表了被认为是“寻根”文学“宣言”的文章《文学的“根”》。韩少功认为“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该深置于民族传统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叶难茂。”关于“寻根”许多作家、文章的说法都不相同。但它们有着重要的共同点“中国文学应该建立在广泛而深厚的‘文化开掘’之上中，开掘这块古老土地的 ‘文化岩层’，才能与 ‘世界文学’对话。”“寻根”文学提出前后，在文学的创作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影响，许多作家投入了对传统文化或地域民俗文化的寻觅和再创造。阿城的《棋王》、贾平凹的“商州”系列、韩少功浓厚的“湘楚文化”气息的小说《爸爸爸》《女女女》、李航育写浙江葛川江流域的小说作品以及其他如郑义、张承志、扎西达娃等人的创作成为了文学“寻根”的实绩。

    诚然，文学“寻根”作为一种思潮，“对文学创作，尤其是小说创作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但毫无疑问它还是渗透到了戏剧散文的领域。高行健的先锋戏剧《野人》就提出了古老文明中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现代文明中环境污染严重的矛盾，并且用汉族史诗《黑暗传》作为叙事线索，使全剧“具有浓烈的文化色彩”，这一创作与“寻根”的要义是吻合的。而“寻根”在散文领域则有梁衡的历史散文，张承志呼唤古代人文精神（如散文集《清洁的精神》）以及贾平凹描写商州地域文化的作品（如《秦腔》等）。当然成熟的散文的寻根则要到90年代初以余秋雨为代表的“文化散文”。余秋雨走出书斋，与人文山水对悟，通过对历史文化的介入和反思使“人、历史、自然混沌地交融在一起”通过“与历史精魂默默对话，寻找自己在辽阔的时间和空间中的生命坐标”。这种反观历史文化、重构文化（文学）自身的努力无疑与文学“寻根”——以现代意识关照现实和历史，反思传统文化，重铸民族精魂，探寻中国文化重建的可能性的主要特点是契合的。

    那么余秋雨散文的“寻根”的对象和结果是什么？笔者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其进行具体阐释。

                       一、文化灵魂的追寻

    对中华文化进行实地查，在行旅中写作，是余秋雨创作的主要外在形态。而它的要旨则是：将自然山水置于人文山水的层面上，从中探寻中国文人艰辛跋涉的脚印，挖掘积淀千年的文化内涵。这种熔铸着作者学养与才情，智性与情感的叩问，是极其富有深度也是十分复杂的。它的文化的追寻，首先是从文化的保存和认同开始的。

   《文化苦旅》的开篇《道士塔》就率先提出了这个命题。佛教胜地，由一名道士把持，这似乎就是悲剧的开始。王道士不懂文化的价值，当然也就谈不上认同它保存它了。于是他用石灰涂刷前人留下的壁画，一遍不行还要二遍；于是他把出土的佛经、画卷、塑像一箱箱的贱卖给国外的探险家们。“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作者在文尾时发出这种叩问。那么为什么保存不下来呢？作者继续追问——“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副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于是我们的“遗产”被“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余秋雨没有纠缠于历史是非的问责，而是通过叙述我们敦煌研究的成果来做结尾。它告诉我们文化遗产必须保存，而优秀遗产还要加以研究和继承，这才是文化追寻的终极目的。

这种观念，在《废墟》一文里也有深刻的体现。开篇作者就说“我诅咒废墟，又寄情废墟”，因为“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化”。而对于废墟文化作者则认为“要义在于保存”，因为“废墟是起点，废墟是进化的长链”。在这里废墟具有双重含义，既指残破的古代历史遗迹，也喻指残破的古代文化内涵。保存它，继而理性地认同它是作者的呼唤，“废墟的留存，是现代人文明的象征”“古代的废墟，实在是一种现代构建”“我们，挟带着废墟走向现代。”

《风雨天一阁》通过叙述天一阁的历史风貌，不仅赞扬了范钦健全的文化人格，而通过“藏书”这一象征性行为，表达了作者对文化保存的关注，而“藏书的意义最终还是要让它广泛流播”则将旨意指向认同和继承。然而文化事业的保存和继承工作毕竟是一种历久的文化工程，正如余秋雨所说“（指天一阁，笔者按）作为一种古典文化事业的象征存在着，让人联想到中国文化保存和流传的艰辛历程，联想到一个古老民族对于文化的渴求是何等悲怆和神圣。”

对文化生态的追寻和审视,也是余秋雨散文的一大特色。《贵池傩》一文,通过对“傩”戏文化的回顾和思考,作者发现“摊,潜伏着中国古代社会最基本的几个文明侧面”,应该“有心把它当作一件自己应该关注的事来对待”,因为这“傩”戏的完整保存和传统,“或许,也真是我们的民族的自我复归和自我确认?”但作者也指出,傩文化的追索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以免这种追索的代价”“过于沉重”。

通过上述简论,我们不难发现,余秋雨散文对文化灵魂的追寻,既是诗意的也是理性的,既是认同的也是批判的。这种理性的“重温和反思”保证了余秋雨散文“寻根”的厚度和深度,而诗意和抒情则为情结的表达作出了最好的艺术上的表现,这无疑是个巨大的成功。

                    二、文化人格的探寻与重构

    作为灿烂的中华文明主要缔造者——文人,在中国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不得不对其进行观察和研究的一个特殊群体。所谓“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就说明了文人的重要。他们有心的创作自不必说,“一杆竹管笔偶尔涂划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漶。”这不得不说是极其富有魅力的了。然而文人多变,既有忠义诚信之人,也有蝇营狗苟之辈,这就涉及了一个文人人格的巨大命题。而余秋雨散文,从历史、人物、文化和现象（事件）出发,对知识分子的人格构成和重建进行了艰辛的探求和回答。

文人精神世界的坍圮，人格的构成倾颓,可用在余秋雨散文中潜伏的一个重要命题：围困/突围成为文人生存的基本冲突,来阐释。围困有被围、自围之分;还有无形之围与有形之围之分。这是中国大多数文人难以逃脱的一个怪圈。

藏书,作为一种隐喻,是指知识分子对自我精神世界的一种营建和构造（<<文化苦旅.藏书忧>>），然而这种艰辛的营建过程,最终随着藏书者(营建者)个体生命的消逝而终止。这种人生的局限的围困成为悲哀的根源。正如余秋雨所说“中国文化有着强硬的前后承袭关系,但由于个体精神的稀薄,个性化的文化传承常常随着生命的终止而终止。”而对这种“围困”“突围”的手段只能是“延续”学者文人“自己写的书”。但“突围”会在下一次的营建(指后人的藏书)走向生命终止时被消解。是文人必须面对的一种沉重。

    隐士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陶渊明则是凭其“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士之隐”成为隐者的膜拜对象。然而当隐居从生活常态转向为文化生命的常态时,这“隐”就成为一种人格的缺陷。当知识分子们“消除了志向,渐渐又把这种消除当作志向”时“安平乐道的达观修养,成了中国文化人格结构中一个宽大的地窖。尽管有浓重的霉味,却是安全而宁静。”这种隐居实际上是一种文化上的封闭,是一种文化人格的缺失,它的结果可想而知,“群体性的文化人格日趋暗淡…….文化成了一种无目的的浪费,封闭式的道德完善导向了总体的不道德,文明的突进也因此被取消,剩下一堆梅瓣、鹤羽,像书签一般,夹在民族精神的史册上。”“隐”是被“围困”后的选择,其实也是一种文人式的反抗。但“隐”一旦从“被围”走向“自围”,其文化上的悲剧则必将产生。这是余秋雨散文关于文人人格构成的又一发现和思考。

    当然余秋雨文化散文中也有文化人格健全的典范,这些人物完善的文化人格展示,无论是之于历史，还是置于当下都具有积极意义。

<<风雨天一阁>>中范钦作为文化保存和传承者,是具有极强的人格魅力的。余秋雨将范钦与同时代的藏书家丰坊,范大微做比较,突出其做为一名成功的藏书家的人格构成。进一步阐发他关于“基于健全人格的文化良知,或者倒过来说,基于文化良知的健全人格”的思考。从而肯定了范钦“身上所支撑着的一种超越意气,超越嗜好,超越才情,因此也超越时间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是其突围成功的保障。

李冰则是一位被肯定的实践科学家,从作者认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251年到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李冰蜀郡守。”等语言即可见一斑了。余秋雨认为,是李冰身上的实践精神成就了都江堰，成就了成都平原的千年富饶。李冰没有学过水利,但是他“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总结出治水的三字经,八字真言,直到20世纪荏是水利工程的圭臬”。李冰作为知识分子,肯定也曾遭逢过“围困”的困境,但他以“实践”的魅力成功突围,成为了文化人格健全的标志性人物,余秋雨的这一书写无疑具有当下的指向性的意义。

    不得不说苏东坡的突围。做为中国文化史上的绝世天才之一,苏东坡一生都经历着坎坷的“围困”之旅。被贬黄州就是因为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这件大案不仅使苏轼尝尽屈辱、痛苦,更让他差点丢了性命,原因呢？余秋雨这样写道“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夫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播扬和轰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安排他、拒绝他、糟践他、毁坏他……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在这种不健康的社会心态下，苏东坡陷入重围。但最终得以获释来到黄州的苏东坡成功“突围”，<<念奴娇．赤壁怀古>>、前后<<赤壁赋>>，成了“中国文人通用的电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峡阻隔、素昧平生。”他靠的是一种自省，真正发自内心的的自我剖析。“这一切使苏东坡经历了一次整体意义上的脱胎换骨，也使他的艺术才情获得了一蒸馏和升华”，他真正的突出重围了。

从围困到突围这是中国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历史命题。余秋雨散文通过对知识分子人格构成的“寻根”和探索，对这一问题做了艺术性的探索和表达，这是值得肯定的。

                   三、双重家园的寻求与构建

   “是的,家。从古代诗人到我们，都会到天柱山的清寂山道上反复想到一个远远超出社会学范畴的哲学命题，家。”这是散文<<寂寞天柱山>>的结尾。它透漏一种讯息：在余秋雨散文中有一种对家园的寻根情结。此处“家”的意义显然是双重的,既指实在的社会生活中的家,还指精神文化上的家园。在这里我们主要论述后者。

天柱山之所以成为很多文人如李白、苏轼、王安石等想安家的地方,作者以为“很可能是它曾经有国的宗教气氛”，“也可能是它所蕴涵的某种历史魅力”。宗教、历史都是人类精神领域的家园的构成要素,天柱山拥有二者是其幸,但天柱山也有“拼死挣扎”“血誓报复”“不用无数尸体已无法换取某种道义”的战争和灾祸。显然这样的地方是不能成为精神家园的。但它的意义在于提到了对家的渴望和主动寻求的方向,这是具有启示性的。

    精神家园的寻觅还体现在<<牌坊>><<庙宇>>等充满文化感慨的回忆散文中。<<牌坊>><<庙宇>>通过对儿时家乡生活的回忆,将笔触伸向扎根于民间的文化情结。家乡的牌坊、尼姑庵，住在尼姑庵里的大户人家逃婚的女老师,成为主要书写对象。作者“曾想借此来思索中国妇女挣扎的秘途,又苦于全是疑问,毫无凭信”,于是只剩下对家乡的疑问“我的家乡为什么有这么多不透明的顽石呢?严严地封住了包裹着的生命”。作者没有进一步探讨它的文学意义。而是只留下对家乡文化领悟的模糊印象，正是这种模糊的印象制造了散文艺上的审美效果。同时也透露了作者对精神家园文化意义的不确定思考。

《天涯故事》是余秋雨散文中关于家园意识的重要作品。作者通过对海南岛文明历程的简单叙述，将主旨引向海南历史中的“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而家园文明更为重要。作者认为“女性文明和家园文明的最终魅力，在于异常的人情物理，在于自然形态的人道民生”而“有关一个普通人的存在状态，有关日常生活的种种物件，有关人类周围的植物和动物，有关世俗风习、人间情怀，虽然天天遇到,处处遇到,却一直被中国传统文化搁弃着、冷落着。”海南岛的家园文明其实很简单,就是关于人的生存的一种独特的文化氛围。它能把一切还原为简单、真实和从容,“它借用冼夫人和黄道婆的双手,轻松而又麻利地对一个个流落到海南的英雄或败将作寻常化的处理,把他洗刷还原,还原成平静而实在的普通人。”

从对精神家园的渴求与寻觅到对家乡文化的重新审视,再到对海南岛家园文明的肯定和赞扬,余秋雨的散文中双重家园的寻根意图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找寻使“天涯便成故乡”,使每个人都能够够营建自己的精神家园,他的这种尝试,毫无疑问,在当代散文领域是有重要贡献的。

    从“文化散文”到“文化寻根”,余秋雨散文不仅对当代散文文体具有拓展性意义,更把寻找文化之根的命题灌注到其作品中,这使其作品具有极高的文化思考价值和审美价值,从而成为当代散文的一个重要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