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江河引言：

    刘彭芝校长那几段讲话，突出体现了她的风格。

转帖之一：

北京三高足校开创体教集合新模式 17人考入重点大学

 2010年07月17日 北京晚报

　　位于北京海淀区北安河外的人大三高训练基地，地处城乡结合部，校外鸡犬相杂，道路泥泞。汽车开进人大三高足校训练基地后，忽现绿色草坪掩映的齐整红色校舍，一片世外桃源的景色。正是从这个三高足校，走出了前中国女足队长刘英和一批各级国家队国脚。

　　三高俱乐部前身是人大附中校队，1985年本着“道德品质高、文化素质高、运动水平高”的精神，BTV三高俱乐部成立。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介绍说：“三高是本着尊重个性、挖掘潜力、全面发展的理念成立的。最初三高在本校训练，俱乐部负责人李连江为足球运动员开设独立的体育班，运动员餐厅，还‘霸占’了操场，专供足球队训练。全校其他的孩子们只能眼巴巴地看着操场用不上，我收到了家长们雪片一般的投诉书，于是我就暗下决心要把三高赶出人大附中。我告诉李连江，你到海淀区租个场地训练吧。他们就找到了这里，起初每天开车一个多小时从人大附中跑到这里训练，李连江替孩子们喊苦，要求至少盖一个厕所，我就同意了。后来又要求给孩子们盖一个澡堂，能冲洗一下。接着又要求盖一排宿舍，能给孩子们休息。最终，我们决定在这里盖一所学校。没有经费，我们请来了共建合作单位坦克六师，开来了废弃坦克进行施工，吃尽千辛万苦，2000年三高基地建成。”人大附中本校派来了老师为孩子们上文化课，孩子们终于有了一个能够边学习边踢球的地方了。

　　三高足校从一开始就注重学生的教学工作，摸索了一套体教结合的规律，老师们想方设法通过足球激发孩子们的学习兴趣。有一次物理老师为培养孩子们的兴趣，拿巴西后卫卡洛斯的远射作为教材，讲解香蕉球是由于球的周围空气压力不同，而产生了弧线。这样一讲，孩子们立刻来了兴趣。三高规定，每天训练只有一个半小时，考试不及格的球员，不能出国比赛。渐渐地，孩子们明白了知识掌握命运的道理。正是坚持文化课第一位，这里走出了中国足球第一个最高学历的职业球员，前建业球员、法学硕士刘景涛。还有第一个学历最高的国字号球员，前国青球员、现就读北大光华管理学院的博士生周寅猛。今年三高高三学生，有17人考入北大清华等北京重点大学。刘彭芝道出了其中的秘密，三高与人大附中同享教育资源，两地的教学是同步的。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将三高的成功概括为，优质的教育资源结合优质的训练资源，三高开创了体教集合的新模式。

　　一般专业体校的成材率平均是10%，现在三高的成材率至少超过90%。由于优秀的球员在高一、高二时都被职业俱乐部挖走，留下来的高三学生基本都能考进知名大学。即便是从职业队退役后，他们也会有一个好的工作。比如刘景涛从建业队退役后，目前任职李宁市场部经理。各地的家长们都慕名把孩子送到三高学习，三高的人材补充形成良性循环。但谁也想不到，三高辉煌的背后却是校长刘彭芝深深的苦恼，钱和编制的问题从一开始就困扰着三高。俱乐部干了十几年的教练员中，只有老教练边立军一人有教委的编制，三高基地的教育经费究竟由谁来出？三高的模式很特殊，既是学校，又等于是体校。北京市教委副主任郑萼说，目前学校体育的投入，是按照群众体育标准设置的，而三高的人才培养相当于专业模式，这是个矛盾。刘彭芝介绍，2000年三高夺取挪威杯中学生冠军时，就是孩子们自费出国的，但不能总让孩子们掏钱去比赛。

　　刘鹏承认，中国专业体校存在着围墙现象。教育的事，体育口办不好，好的老师不会去体校发展事业，体校教学质量低下。而体育的事，教育负担不起。体育界和教育界各有所长，但对于培养出一个全面发展的人才来说，体教之间存在着无形的壁垒。1996年前后，中国足校达到了3000多所，现在全国只剩下几十所，坚持下来的三高因而成为如今国少、国青队的主要“血库”。足球青少年人口的急剧萎缩，三高的模式才引起了各级政府的注意。今年，竖立在三高外的“围墙”，正在被逐渐推倒。在调研会上，北京市副市长刘敬民指出，普及教育应是今后培养体育人才的必由之路，政府将加大投入，建立长效的体教结合机制。目前，北京正在开始足球教练志愿者计划，北京奥林匹克促进会正在推进600所学校进行足球比赛，足球进校园活动已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本报记者 陈赢

转帖之二：

体育总局局长带队考察“三高”，“三高”却为生存前景担忧——
刘鹏：中国足球后备人才已近枯竭
本报记者 慈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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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青在线－中国青年报 2010-07-16   
   

    7月15日，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中）与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左）和三高足球训练基地主任李连江交谈。     本报记者 慈鑫摄

    南非世界杯刚刚闭幕，处境难堪的中国足球已开始多方寻找自救对策。今天上午8时，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刘鹏率领包括足球管理中心主任韦迪在内的10多名司局级干部，浩浩荡荡开赴位于北京市西北远郊区的人大附中三高足球训练基地进行调研。刘鹏表示，在中国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近乎坍塌的今天，“三高”的办学和训练模式指出了一条振兴中国足球发展的道路，但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却对“三高”的发展前景表示忧虑。她说，在缺乏资金和政策支持的背景下，即使“三高”在“体教结合”的尝试中有了比较突出的成绩，仍有被裁撤的危险。

    中国足球后备人才体系必须重建

    正如足管中心主任韦迪今天所说：“在世界杯赛刚刚结束之际，国家体育总局相关领导专程来到人大附中三高足球训练基地进行调研，表明中国足球未来发展的希望就在青少年身上。这也意味着，对于中国足球来说，抓好青少年足球工作是首要任务之一。”

    不过，抓青少年足球与抓好几支“国字号”相比，前者在短时间内很难抓出成绩。

    目前，中国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几乎已全面崩溃，刘鹏坦言：“从整体而言，现在中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的培养都出现了困难。因为时代发展了，大多数家长都不再愿意送孩子练体育，让孩子往运动员方向发展。相对来说，其他项目虽面临着困难，却仍有改革的余地，而中国足球，连改革的余地都没有了，而是需要重建，因为整个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已经坍塌，中国足球后备人才已近枯竭。”

    如此严重的现实状况，也使得国家体育总局意识到，“要改变中国足球的落后局面，非得把‘足球要从娃娃抓起’的口号落到实处不可”。

    但近些年来，越来越多的孩子却远离足球，刘鹏认为，主要原因是传统的运动员培养模式已经不符合时代的要求，“孩子练体育的成功率大概只有10％左右，如果孩子练体育没成功，又耽误了文化学习，长大后找出路很因难，还有多少家长愿意培养自己的孩子当运动员呢？”

    但要既保证青少年运动员的文化课学习质量，又保证体育专业训练，这对于眼下的中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而言是非常困难的。刘鹏表示：“中国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系是孤立在社会主流的教育体系之外的，虽然国家对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经费、办学条件等有硬性要求，但体育系统的教育力量实际上是远远达不到教育系统的资源水平的。同时，又有多少优秀的教师愿意到体育学校任教呢？结果就是，练体育的孩子本身学习成绩就不好，再加上接受文化课教育的条件有限，很自然就陷入到文化课水平越来越差的恶性循环中去。”

    上世纪90年代初期足球进行市场化改革之后，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也一并被市场化，原有的以业余体校、体校为基础的青少年足球后备人才培养体系在短期内迅速瓦解。事实证明，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工作并不可能借助市场化手段实现大发展，“这项工作是不可能盈利的，这也是为什么全国的足球学校曾经一哄而上创办了几千所，随后又几乎全部消失的一个重要原因。”刘鹏表示，各种原因叠加，导致足球成为中国竞技体育各个项目中，后备人才培养体系迅速坍塌的一个特

例。

    “三高”模式虽好但需主管部门扶持

    人大附中三高足球训练基地在过去10多年的发展经验，被刘鹏视为是改变中国竞技体育尤其是足球项目后备人才培养难题的破解之道。

    “‘三高’的学生九成以上可以考上大学，他们不仅运动水平高，更重要的是文化素质高。”刘鹏说，“这样的学生，即使不能在运动方面成才，也完全可以凭借较高的文化水平谋得较好的出路，这样的培养模式自然会得到家长和社会的支持。”

    “三高”基地因为依托于人大附中这所教学质量一流的名校，各类师资力量和办学条件都非常优越。刘鹏认为，这正是体育学校、足球学校所无法比拟的优势，也是“三高”足球训练基地可以成为“体教结合”成功范例的关键所在。

    刘鹏希望，“三高”的经验可以向全国推介，他甚至乐观地预计，如果平均每个省都能有3所像人大附中这样的学校，全国总共有100来所，那么中国足球后备人才枯竭的现状就将得到较好的缓解。对此，人大附中校长刘彭芝并不乐观，她反而时常为“三高”的生存前景担忧。

    “‘三高’创办10多年以来，全部是学校在投入。对于人大附中来说，我们每年要把一大部分经费用在‘三高’上，大约几百万元吧。学校的预算是有限的，这些钱投给了‘三高’就意味着学校在其他方面必须减少投入。的确，‘三高’模式被证明是成功的，但对于学校来说，‘三高’也成了一个巨大的经济包袱。”刘彭芝表示，“自己总有退休的一天，自己作为校长是支持‘三高’的，但并不意味着其他人都支持。如果以现有的生存方式继续维持下去，很难说‘三高’会不会在未来被其他校长砍掉。”

    这也意味着，即使“三高”的模式可以被复制，也不是每所学校都有条件和有意愿去复制。

    刘彭芝表示，既然都知道开展青少年足球培养工作是不可能盈利的，这项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公益事业，为什么国家相关主管部门不能在这方面为学校提供一些实质性的支持和帮助？

    在今天的调研会上，刘鹏表示，希望北京市相关方面对人大附中三高足球训练基地在经费等方面的困难给予协助解决。足管中心韦迪也表示，会从足协的角度为学校提供帮助措施。

    对于“三高”来说，10多年来，国家相关主管部门曾承诺过各种各样的帮助，但最终或是形式大于内容或是不了了之，正像基地主任李连江所说，这一次，学校方面还是不敢有太大的希望。

    本报北京7月15日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