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绿色军营时光 

       邢力龄

二、另辟蹊径去当兵

征兵体检被刷下来后，我并没有气馁也没有悲观失望，因为我还有机会。我父亲是在部队病故的，当时部队来我家处理善后工作时，我母亲提出等我和弟弟长大后如果想当兵时部队要予以接受，处理善后工作的罗科长对这一要求完全同意，并表示了赞许。当年和罗科长一行来我家的还有一个文书小战士叫朱国胜。后来我当兵后，罗科长已经转业了，朱国胜已经转了志愿兵，我和他都在卫生队服役。他是卫生队的文书，当他第一眼看到我的名字时就找到我确定了我的身份，他给我聊了很多当年来我家的情景。说我母亲很通情达理，没有向组织提任何过分的要求，当提出我和弟弟要当兵的要求时他们很感动，结束善后工作时，我们还在饭店招待了罗科长和朱文书。罗科长通过长途电话把这里的善后工作及时地向当时的团党委做了汇报，团领导听了汇报后指示，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尽量给予病故军人家属最大的照顾和安抚。朱国胜还对我母亲工作的印刷厂的孙厂长印象也很深刻，还说孙厂长也给予了他和罗科长工作很大的方便和支持。朱国胜还说在卫生队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尽管说，尽管他这么说我还真没找他做什么，只是后来在卫生队我们走的一直很近，他也曾主动在一些小事情上主动给予过我一些力所能及支持和帮助。

原本想着从县里走正常征兵的途径如果能顺利当兵的话就不再麻烦父亲的老部队了，现在看来不麻烦父亲的老部队是不行了，母亲就给父亲的老部队负责善后工作的干部科干事宁保云写了一封信，说明了我想去老部队当兵的要求。这时候由于部队整编，父亲原来的老部队567团，已经从山西宁武县换防到了运城市，也升格为独立坦克旅了，还是隶属63集团军。宁干事收到母亲的信后给王占国旅长打了一份关于我要求当兵的情况报告。王旅长是原567团的团领导，也是我父亲的上级领导，对我父亲的名字很熟悉，父亲当年的职务是团后勤处副处长兼团财务股股长。宁干事把报告打上去后王旅长很快就签署了同意的批复意见。于是宁干事就给我母亲拍了封电报，电报内容到现在我依然记得清清楚楚，“办今年手续来运”。办手续来运好理解，对中间多的“今年”两个字当时我和母亲都不太明白是什么意思。后来当兵后我才理解了这两个字的意思，是说要办今年的当兵手续来部队，不能办往年的当兵手续来当兵，关于办往年的当兵手续这事儿我们是想也没想，去当兵肯定是办当年的手续。压根也不知道还有办往年手续去当兵的事，但这事在当时的部队的确是有的，并且也不是个案。

接到部队来的电报后我很兴奋，兴奋之余就是赶紧办手续。我们找到了县武装部成部长。成部长和我是一个村的，我征兵落选的事他是知道的，他除了表示遗憾也很无奈，报名参军的人太多了，征兵名额又有限，他也无法照顾到每个乡亲。得知不用占用县里的名额我就可以去我父亲的老部队当兵的情况后，成部长对我的事很热心，立即着手给我先办理县里该办的手续。体检表还是我的那份体检表，完善了其他的表格。由于参加县里的征兵体检等后待结果，再给部队写信等回信，再办手续，这一耽误等办完县里的当兵手续后就到了1991年12月31日，此时就差省征兵办公室盖章了。据成部长说省征兵办公室的征兵专用章，每年12月31日封章，一旦封章谁也就盖不了了。事情紧急，成部长立即派了武装部的一名参谋专程去石家庄省武装部去盖那枚省征兵办公室的征兵专用章。事情总算顺利，章盖好了，手续齐全了。这个时候同年在县里参军入伍的已经去部队半个多月了。

手续办好后就可以随时出发去部队了，这几天母亲让我炒了很多花生装了一大提包说要带到部队。我自己收拾的东西不多，一台收音机和一本京剧曲谱是我必须要带的，我是京剧戏迷，这两样东西不能离身。这个时候我开始感受到母亲和姥姥对我有很多的不舍，我也开始对家有些恋恋不舍了，母亲总是有意识地借故拖延出发的日期，但迟早还是要走的，也不能拖延的太长。末了母亲下决心说了句：“三六九出门走，初六咱们出发，送你去部队。”出发前母亲向刚从老部队转业不久的本县老乡打问了部队在山西运城市的具体位置和坐火车的行走路线以及部队目前的一些情况。1982年父亲所在的老部队招了一批我们县的兵，有一些转了志愿兵还在部队。

1992年1月10日，农历腊月初六母亲陪着我从石家庄坐火车出发去部队。第二天凌晨六点多就到了运城，下了火车后我和母亲在候车室休息了一会，等七点多了，我和母亲离开火车站步行去部队旅部，从火车站到旅部也就三站地。在那时整个运城市其实也不大，从东到西坐公交也就十站地的样子，而且站与站之间的距离都很近。当我和母亲走到旅部的时候还不到八点钟。在旅部大门口的门岗室说明了情况后做了登记就让我们进来了，进旅部办公楼时大楼执勤站岗的卫兵拦住我们再一次询问。母亲说明情况后，卫兵问：“那你们找谁来办手续。”

母亲说：“找干部科宁保云干事。”

卫兵说：“宁干事还没来上班，你们在这里等一下吧，一会他来上班你们再跟宁干事过去。”我们就把行李放到边上靠墙处，站在卫兵旁边等着。

卫兵向进旅部办公楼的每一位军官敬礼，军官向卫兵还礼的同时也会看一下我和母亲二人，大部分人只是看一眼就匆匆进去了，偶尔也会有人停下脚步问卫兵我和母亲是干什么的，怎么在这里待着？

卫兵说：“找干部科宁干事办入伍手续的。”来人“哦”一声就进去了。

又有一位军官问卫兵同样的问题，卫兵回答后这个军官说：“宁干事出差慰问老干部去了，过几天才能回来。”

母亲急忙问这名军官：“那王旅长今天上班吗？”

军官说：“这我就不知道了。”军官走后母亲对我说：“宁干事要是不在，咱们就直接找旅长办手续。”

有一位穿呢子料军装的军官进入办公楼后问我们。当时校级及以上军官的冬装是呢子料的，尉官军官和士兵的军装是的确良的。他了解情况后带我们来到了军务科，并向军务科一位穿呢子料军官介绍了情况。军务科的这位军官说：“当兵可不是谁想当谁就能当的，需要办很多手续的。”

母亲说：“我们有手续。”我把我的整套手续拿出来交给其看的同时，母亲就给他简单介绍了一下我们的“来头”说：“孩子的父亲原来也是咱们部队的军官，病故后部队罗会阳科长去处理的善后，当时提出孩子上大后要当兵的要求，罗科长代表部队应允了这一要求。前不久我们联系负责善后工作的干部科宁干事，宁干事给我们拍了电报让我们办好手续后来部队。”母亲说着我把电报也交给军务科军官让他看。

军务科军官看了我们带的手续又听了母亲的情况说明后说：“宁干事现在出差了，旅长这几天也没在。这事别人不好办啊！我现在要去开个会，要不你们先在这休息下。”说完军务科军官就出去开会去了。屋里只剩下了军务科的一名战士老兵。

老兵说：“既然宁干事给你们发了电报应该得到了旅长的同意。当兵是大事，宁干事和旅长都不在这事别人也不好接管。你们不如先找家旅馆住下，等宁干事回来再说。”其实这事旅政委也能办，不巧的是当时旅政委要转业正办转业手续基本不上班了。

过了一会母亲问老兵：“侦察连离旅部远不远？”

老兵说：“不远，就在旅部附近。”

母亲又问：“能用你桌上的电话往侦察连打个电话吗？我找一下侦察连的司务长杜建华。”

“当然可以。”老兵说着拿起电话替我们拨通了侦察连的电话，并请杜建华接电话，杜建华接电话后老兵把电话给了母亲。

母亲结果电话后说：“是杜建华吗？我是邢增礼的家属，我送小孩当兵来了，宁干事和旅长都不在。好好！那我们等你。”

挂上电话不一会一位志愿兵来到军务科，进门见到母亲就叫“嫂子”。

母亲连忙对我说：“这就是你杜建华叔叔。”

我喊了一声“杜叔叔”。

杜叔叔对我说：“你要当兵啊？”

我说：“是！”

杜叔叔对母亲说：“既然现在办不了手续，先上我那去吧！我现在把你们带到侦察连，我一会还得来旅部开个会。”

于是我们就一起离开了军务科，我们把行李放到杜叔叔的自行车上，杜叔叔推着自行车，三个人步行从旅部东侧门出来，斜对过不远处就是侦察连。我们来到侦察连的司务长室，司务长室是个里外间，外间办公，里间有两张单人床是杜叔叔的宿舍。杜叔叔说：“这是我的办公室和宿舍，你们就在这先住下吧！”

母亲说：“我们一来就把你的宿舍占了，那你住哪啊！”

“不用管我啦！连队的宿舍有的是，我哪都能找个住的地方。”

杜叔叔又问：“你们吃早饭了吗？”

既然是老乡，又是父亲的小战友，母亲也就没客气说：“没吃。”

杜叔叔叫来一个老兵给了老兵些零钱，说：“这是我老乡，来送小孩当兵的，你带他们去外面吃早饭，我还要去旅部开个会。”因为过了饭点部队食堂已经没有饭了，只好去外面吃早点了。

之后的几天里我和母亲就在杜叔叔这住下了，开饭的时候食堂的炊事员小张就把饭菜送到屋里，吃完后我把碗和盘子送回食堂。司务长管食堂，杜叔叔专门安排小张每次给我们送饭。好几次我说不用送了，我自己去端饭菜就行了，但小张一直坚持来送，说这是司务长安排的工作。小张当兵刚满一年多一点，家是山西朔州的，离我小时候随军住的部队驻地宁武很近，坐火车只有一站地。这几天里杜叔叔白天依然来司务长室办公，闲下来时就一起剥着炒花生同我们聊家常，也回忆一些在宁武的事情。杜叔叔刚入伍时在宁武，后来随部队换防来的运城。杜叔叔也会给我讲些来部队后的注意事项，还说在部队有什么事尽管来找他。杜叔叔当兵十年，在坦克旅的确很熟，人脉也广。母亲提出想让我在部队学些技术。杜叔叔以为想让我去司训队学开车，那个时候当兵学开车很抢手，很多人都争着抢着托关系去司训队学开车。杜叔叔说：“那就学开车，等新兵连结束时我给你找人说说去司训队。”

我和母亲忙说：“不学开车，想去卫生队学医。”

杜叔叔说：“去卫生队啊！那太简单了，我和卫生队王队长很熟的，没问题。”

在侦察连住的这几天母亲还带着我去旅部家属大院去了父亲的老战友军需科王科长家。在王科长家属的指引下，我和母亲也去了宁干事家见了宁干事的家属。并给王科长和宁干事家各带去了些从家里带来的炒花生。

1月16号晚上杜叔叔告诉我们说宁保云干事出差刚回来。于是17号八点前我和母亲带着我的手续来到旅部办公楼门口等宁干事。正巧站岗的卫兵还是那天我们第一天来运城时的那么卫兵。卫兵说：“宁干事出差回来了，昨天下午晚些时候回来的。”

我说：“我们也是听说宁干事回来了，我们又来了，一会宁干事来了麻烦你给我们说一声，我们没见过他。”

不一会卫兵对我们说：“宁干事来了。”与此同时卫兵叫住宁干事说：“宁干事，他们两位是找您的。”

宁保云一脸严肃地看了我们一眼问：“你们是？”

我说：“我是邢立伶，来当兵的。”

宁保云有些嗔怪地说：“你们怎么才来呀！电报我是元旦前发出去。”母亲忙说：“收到电报我们就急忙办入伍的手续，一耽误起身晚了几天，来后有赶上您出差不在，一直等到今天。”

宁保云“哦”了一声说：“那跟我来吧！”我们就跟着他来到了三楼干部科。

办手续其实很快，部队的办事效率其实还是很高的，关键是宁干事手里有“圣旨”，他拿着有王旅长批示的关于我当兵的那份请示报告去了军务科给我办了军籍，又到军需科办了领取军装的手续，最后到了作训科后宁干事问我：“现在新兵集训分三个连，你是喜欢坦克还是喜欢高炮？”

坦克和高炮我都不喜欢我喜欢听诊器，想去卫生队。一时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答复时宁干事又说：“去坦克一营吧，那边条件相对好一些。”就这样我就被分到了坦克一营新兵连。那年的三个新兵连分别设在坦克一营、坦克二营和高炮营。

一个小时不到的样子手续就全部办完了，办完手续后杜叔叔也来了，他带我们去了军需仓库领完军装后，我们一起回到了侦察连。杜叔叔对我说：“我和一营的教导员很熟，教导员也是河北老乡，我会给教导员打个招呼，你在新兵连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找教导员。一营教导员的家在旅部家属院，回头我联系教导员看他哪天回来，他回来后车回一营时把你稍过去。”后来我才知道每个营平时只有一辆专用的解放大卡车，遇有执行任务需要车辆时汽车连再派车。

这回可是真要离开母亲去军营了，从小到大还没有离开过家人，说实话我很是有些舍不得分开想哭的难受，我们那把这种感觉叫绿眼。我看母亲也有些绿眼，毕竟儿行千里母担忧嘛！母亲开始分配炒花生，想要捧出些给杜叔叔，杜叔叔一个劲地说：“我不怎么喜欢吃花生，留着到了新兵连给班长和排长些，同班的战友再吃些吧！”杜叔叔哪里是不喜欢吃炒花生啊！他是想给我多留些带到新兵连。末了杜叔叔只是象征性地留了一小捧炒花生。还特意给教导员留了一大包，走的那天给教导员。

1992年1月19日，是个星期日。那时部队周日还是执行的两餐制，早饭八点半开饭，晚饭四点开饭。快中午时分时，一辆解放大卡车就开进了侦察连，这是从一营送教导员回来的车，车停到司务长室门口后，教导员从车里下来先和杜叔叔寒暄了几句，杜叔叔把我的情况简单给教导员介绍了一下。教导员说：“那就上车吧！先把我送回家，然后司机会把小邢送到一营的。”教导员又对我说：“到了一营有什么事找我就行了。”

母亲拿出准备好的炒花生给教导员，教导员执意不要，把炒花生放到了车箱给了我。到了一营以后我才知道，教导员也是一位很牛的人物，他参加过1984年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建国35周年国庆大阅兵，而且还是徒步方队的领队。

我上到后车箱后杜叔叔把行李和背包递给了我。母亲对我说：“到了军营听领导的话，刻苦训练，一会教导员到家下车时把炒花生给教导员。”

看到母亲噙泪的眼我的眼泪也差点掉下来，我强忍着不让眼泪落下来，对母亲说：“我知道了。”

杜叔叔说：“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

我点点头。卡车启动了我向母亲和杜叔叔挥手再见，母亲和杜叔叔也向我挥挥手，这是我和母亲有生以来第一次相互挥手做再见的手势，我的心里酸楚难耐。当卡车驶出侦察连门口的时候，我看到母亲转过身去在擦拭眼泪，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夺眶而出。

几分钟的时间就到了旅部家属院教导员的家，教导员下车后我再次把炒花生递给教导员，教导员依然执意不要。我再三给，教导员说：“小邢，听话。把花生拿到班里给战友们吃。”说罢又嘱咐司机路上注意安全，并说：“到了一营把小邢交给新兵连李连长。”

司机说了声：“是！”我们就又出发了。当天母亲在街上买了秋衣、秋裤还有毛裤通过杜叔叔交给教导员稍给了我。

就这样卡车拉着我驶离了运城市区，向坦克一营新兵一连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