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天外出乘车，看到一位老伯因少投了一元钱，被驾驶员生拉硬扯地往车下赶。我感到很不平，便拿出一块钱帮老伯解了围。可这举动，却让车厢里的人们议论纷纷。其中一位老太颇为自私地说：“现在啥人还管闲事，吃饱饭呒没事体做了？”

 闻听此言，我陷入了深思。余秋雨在散文《上海人》中有这样一段描写：在上海人心目中，凡是不直接与工作任务有关的个人事务，都属于别人不该管的“闲事”范畴。上海人口语中有一句至高无上的反诘语，曰“关侬啥体？”（即“管你什么事？”）。这段话，旨在说明上海人有尊重个体和个体自立的观念。但这一观念，现在演变成了不管闲事的自私作派。公交车上小偷行窃，乘客大多会睁一眼闭一眼，其原因是“关我啥体”；路上遇到持强凌弱之事，大多变成了“睁眼瞎”，问起来还是那一句“关我啥体”。生生地把“管闲事”与“公德心”混为一谈，是非标准就这样的模糊不清。

 说起来，不管闲事，但“闲事”却伤到了自己头上的事情却屡屡发生。报载：一名美貌的大学生，晚上被一名歹徒跟踪、劫持至自家大楼的消防梯内强暴至死。女大学生在长达几个小时的时间里，拼命地呼救，但大楼内的人们（当然也包括她父母，报道说出事地点距她家仅百米）都以为是小俩口吵架，没有出来关注、干涉。结果，如花少女命丧黄泉；又闻：一个少女很晚了还没有回家，父母在她回家常走的路上往返三次寻找，都听到路边的水沟里有一男一女在争吵打闹，女的在声撕力竭地呼救，但不管闲事的她父母，始终没有走过去看一看。结果，第二天，她女儿的尸体惊现于路边的水沟内，她的父母悔恨不迭……

 这让我特别地怀念一个人，他是我儿时好伙伴的爷爷，人叫他“王伯伯”，是个出了名的爱管闲事的人。邻里纠纷、路见不平，他从来都是仗义执言，不惧强暴。可他们家人，却对他的爱管闲事感到头痛。几十年养成的脾性是改不了的，他终究是在管闲事中走完了自己的人生。我们一帮他孙子辈的好朋友，在他的言传身教下，染上了管闲事的“毛病”。一次在公交车上看到小偷行窃，我一个文弱书生，当然不擅长摛拿格斗，便用愤怒的眼睛瞪着小偷，直到他息手为此。还有一次，出差到桂林，途中火车停靠一个小站，我下车溜达，赫然看见小偷在行窃。情急之下我抬腿狠狠地踢了被偷者一脚，对方亦反应迅速，立即捂紧口袋，让小偷没有得手；一日，在街头，一对年青的夫妇拦住了我说：到上海找工作无着，已经一天没有吃饭了，小孩饿得不行了。我看孩子也确实有点饥饿相，便给了他们二十元钱。可没走几步，一位大妈便说：你上当受骗了，他们根本就是骗子。我想，他们万一不是骗子，孩子不就要饿坏了吗？所以，便一笑了之。

目前，上海的媒体正在大张旗鼓地营造和谐社会建设的氛围。我想，媒体应该首先在培养市民的“公德心”上多做文章、多做宣传。只有社会上“管闲事”的热情之手多起来，“关我啥体”的冷漠之眼减少了，那么，和谐社会，才能在人们的祈盼中到来。否则，只能是舆论的一厢情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