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条马路

2008-01-04 18:15:44

    那条马路

    鲁迅先生说：从前并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马，几千年来就是我们的交通工具，于是有马道，马帮，马场。驿站，是给马休息的地方，古时信使或官员就在那里休息或换马继续上路。而商铺也在马路边林立起来，因为过路的人多，商机就多。
    我还是习惯把公路称作马路。我要说的那条马路有个官方名词叫作：武宜路。从武进到宜兴的路。宜兴是举世闻名的紫沙陶瓷之都，而武进就没那么出名了，即使维持了Ｎ年的百强县前十，也还是鲜为人知。离开那个名叫埠头的小镇，我家就在这条马路边住下了，且一住就是三十多年。
    小镇留下了我的童年，这条马路则记忆了我的少年及青春。

    这是隔着马路门对门两排二层砖木结构的楼房，朝东那排楼房的中间又特别地空开，空开处开着个大门，那就是我父母调动来的单位，一家纺织机械厂。我们住在厂对面那排朝西楼房最北第二间。
    房子用砖的地方其实只有一层的承重墙与邻里之间的隔墙，其他就都是木头了。楼梯，二层地板，二层对外的墙面，都是结实的木头。楼梯开在房三分之二处，前头单独成一主室，后头又作一小室。半夜梦回，总疑惑是被咚咚的楼梯声惊醒，很有点害怕。房子是三进的，中间是明堂（又称作天井），明堂后是一间平方，也开着后门。后门外是一小弄堂（又称作巷），弯弯绕绕地通到街上。那是个老街，石头铺就的地面，两边夹杂琳琅的商铺，卖各色的东西。
    最北第一间住的周家，解放前是开药铺的，这房子也是他家的产业，解放后被充公了，他一家三代八口人就只得挤在一间房子里住着，没奈何又在明堂里搭了个顶也充作一个房，用来做饭放杂物，明堂隔墙有花窗，两家的孩子常在那里相望或联络。周家有三个女儿，和我们年龄相仿，这两排房子里住着年龄相仿的孩子大概有二十三个。那场旷世的文化革命，生产倒退了生育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看来得失确实总维持在一定的平衡之中。
       老街上也住着许多和我们年龄相仿的孩子，人数更是众多，且强悍我们百倍，也许是因为我们这边女孩子多些的缘故。因此，后来他们那群里出了几个不羁的，当然，也出了几个出息的，而我们这帮孩子似乎都没什么大的出息，除了巧巧。在八十年代初她就考去了英国的大学，学的是建筑设计，后来便在那里成家，我也一直没有再见到过她。

    刚住到那条马路边的时候，正是七十年代初。文化的革命还正进行得有模有样，而物质的匮乏却已经到了一定的地步。不说那些配给的煤，油，布等日常用品，就说电力，总也供应不上。于是，家家都有美孚灯。美孚灯，由三部分组成。主体是个玻璃的瓶子，平坦的底座，线条流畅的蛮腰顶着圆而鼓起的肚子，那是盛煤油的。在肚子张着口的那里，是铁皮的盖子，有螺纹可以旋开，往肚子里加油。盖子四周有伸开的卡子，是卡灯罩用的。盖子的中间开着一个小的口子，用来穿灯芯。灯芯冒出铁皮半公分的样子，其余都在肚子里飘着。这就是第二部分。至于第三部分就是擦起来最麻烦又最容易破裂的灯罩，用薄的玻璃做成。当灯花绽放的时候，爸爸总是一边剪一边说明天要来客人了，我常常盯着灯芯盼它结花。停电的时候，四周一片寂静，路灯也隐灭在黑暗里。电一来，吓，那个热闹！几乎所有的孩子都跑出家门，沿着马路大声地喊着＂电来啦，电来啦．．．．．．＂，大人也会微笑，并不阻止。
    夏天是最快活的季节，马路上并没有多少汽车，吃过晚饭，大家都在门口架上竹床，或者搬出竹椅子，摇起芭蕉扇，三个五个的在一起拉家常或说故事。最喜欢听卞阿姨讲鬼故事，也总以为她家是藏着鬼的。再则就是去路灯下捉蝼蛄，我们喊它地狗。肥肥的身子，跳跃时力量很大，一下按住，逮住脑袋下面脊梁骨那里就逮稳了，放在布袋子里。一晚上能逮到许多，那笨东西总是对着光猛飞，笨笨得飞不高偏又跌下来，就进了我的口袋。逮来的地狗基本就进了马路对面武婆婆养的鸡肚皮里，那时候总是想法设法地学雷锋，因此也从没吃到过武婆婆一个鸡蛋还是乐此不疲。武婆婆的鸡吃了我逮的蝼蛄确实与众不同，有回它在马路上散步，一辆汽车飞驰而来，它居然当机立断飞上二层的楼房！呵呵，后来是怎么下来的我倒忘记了，可它的本事却记忆住了．武婆婆有两个孙女一个孙子，记得其中一个孙女和我同级名叫钢琴。
    我家这排房子的南边就是中学，而中学也是隔着那条马路就在小学的对面，因此家里几乎一直没伞。江南的雨是不分季节地落，每回放学时看同学有家人来送伞总是羡慕，而我们四个孩子都是毫不犹豫地跑回家，因为根本不会有谁送伞来。放学的时候也总不急着回家，不象其他同学恨不能没放学就往家跑。学校离家很近，父亲就时常去学校转转。有回他转到姐姐班级的窗外，看到里面学生乱哄哄的老师却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一下脾气上来绕进学校走进教师把学生一顿教训说：你们娘老子在家辛苦干活你们却不好好学习你们象话吗？说：老师这么好你们不晓得尊敬你们象话吗？教室里一片静寂。后来那个老师一直感激父亲，而父亲也一直悲哀：那是个清华毕业的老师啊，多好的老师。可是，那是个交白卷的年代，我都曾坐在教室的窗台上看姐姐他们三五成群地进行开卷考试。有些时候，再多的无奈，也只能是无奈。
    住在马路边，看得最多的就是汽车．七十年代汽车并不很多，农村的孩子几乎连汽车都没坐过。有一回，看到那条马路被轧出一条一条履带的痕迹，惊讶是什么东西这么厉害居然能把坚硬的马路搞成这样！问爸爸说是过军车了，心里很惊奇，后来还真的被我看到了一次。那是个深夜，莫名地就醒了，就听到窗外有沙沙车子开过的声音，没有一点喇叭响，觉得奇怪就起来趴到窗户那里一看，一辆接着一辆的绿色军车开过，静悄悄地没有声响，两边都望不到头。我看着就数，妈妈也起来了在我头脑勺上拍了一下说：不许数，居委会有纪律。后来听说那是换防。

    那时候奇怪的事情总是很多。学校要每个人交晒干的草，于是去割，提个篮子顺着那条马路走老远的路，倒也快活．路两边都种着树，树下有杂草，杂草间还开着许多金黄色野菊花。几个小伙伴一边割草一边摘花，若谁看到一只白色布鞋就会惊叫起来，然后大家一起跑，都以为白色的鞋子就代表着死亡，鬼魂。学校还常常会要求交癞蛤蟆，这就有点困难了，每年几乎要交两次，上哪去抓那么多癞蛤蟆啊。这个还得在晚上，举着电筒拿着炉钳子，一边走一边观察，在马路边就难找了，要走到乡村小道上。惴惴得搜寻，看到一只癞蛤蟆开心得了不得，而发现那只蛤蟆肚皮特别鼓的时候又不忍心下手，总以为那是快当妈妈的蛤蟆。
    读小学的时候，小学翻修房子，读中学的时候，中学翻修房子，每个学生都有任务去河边搬回多少数量的砖，于是我几乎连着搬了五年。沿着马路走五百米远就是河边，河上架着那座用来命名这个小镇的桥，每年夏天都有勇敢的男孩站在桥头往下跳水，然后每年也都会牺牲一两个勇士，父亲是从来都不许我们去那条河里游泳的，而附近又没别的河，我们四个就都不会游泳。桥下路边住着一户姓陆的，有三个男孩，老二和我哥哥同学，老三和我数回同班且曾几度同桌，初二的时候大合唱老师让我和他一起领唱，他坚决不肯，最后只得都由我代劳，说实话若在记忆里搜寻他应该是我喜欢的第一个男孩吧，只是太晚开窍从未表示。后来，在路上也偶尔见到他，但彼此从不招呼，只是听说他大学因打群架没毕业，听说他离婚了孩子归女方，听说他吸毒了，一直可惜这个多么英俊多么聪慧的男人。

    在我们这排房子的最南边，是两个姓蒋兄弟做着邻居，南首是老大，他家名堂里横卧着一口水泥的棺材。那时候还没有强行火葬，大约是老大给自己准备的，又健康得很所以闲置，就成了我们捉迷藏的好去处。后来老大也终于没能用上，没几年，国家就强行迁移了所有旧坟禁止了墓葬。这事最伤心的是卞阿姨，迁坟后她的鬼故事里又添了窗外总有声音似乎是她前夫回来，我却以为那是风，而她那个死鬼丈夫只是常常造访她的脑子而已。我家南隔壁是父亲单位里的政工科长，她男人在纺织公司当着干部，她婆婆养着一只老猫，没有尾巴。据说是有回去对面单位里散步，单位里那些工人因为恨那个政工科长就拿起铲子一把飞过去，那猫就替她主人绝了后。夜深时，老猫总在院子里哀号，搞得我现在学猫叫水平一流，连猫都分不清我是不是猫。后来她家男人出了点事进局子呆了几天，回来后我在名堂隔墙的漏洞处看他在剃胡子，已然没了那种倜傥。
    在我们这排房子的最中间那家，对我影响最大。首先她的房子有个奇特处，名堂的隔墙最高，上面还做了飞沿，极其古典漂亮。她家似乎就她一个老太太住着，寂静得可怕，尤其夏天，连墙壁都透着冷光。说不清楚为什么，我总喜欢去她家坐着，在八仙桌的一张靠背椅上，我坐一边，她坐一边，相对无语。有时候也说话，她话却不多且极有分寸，我呢，每说一句话前必然把那句话先在心里说上不下十遍，觉得完全妥当了才敢讲出来。始终不知道她家的情况她也从不提及，也许我并不好奇那些，总是去的原因，一则觉得她寂寞可怜，二则潜意识里也喜欢那种寂寞吧。那时候的我，大约十岁，这段经历对后来我表达能力的提高相信是起很大作用的。付出总有收获，只收获不一定是你预期的，常出呼意料。
    这条马路边的居民还是比较和睦的，邻居借个东西啊，小孩子打架相骂啊，大人都不会斤斤计较，似乎都不记得有谁吵过架。记得的是对门和我妹妹同学的那个男孩子总是拖着两条鼻涕，我们都喊他大王，而他隔壁的那个男孩子跟我们去捉蜜蜂吃蜜的时候被蛰肿了上唇，回家还挨了顿揍。还记得住单位右首的巧巧画了好多幻灯片来放给我们看，记得柳霞教我们跳舞带我们去喊口号，排着队倒也豪壮。也还记得武婆婆家年底蒸团子半掩的门和灶台上点的那柱香，记得她严肃的望着蒸笼开启时的脸和那些点在白亮泛着光的团子上的红。记得.......
    这种和睦在大概一九七五年或者七六年那场地震预报中表现到了极点。那是唐山地震后我读四年级的样子，是个夏天。通知说有地震预警。单位发放防震物品，学校放假，居民到空旷地搭建防震棚。我们这两排居民的棚子都搭建在中学的操场上，大人们相互帮忙建设家园，而孩子们就象从笼子里放出来的鸡（不能比喻成鸟，总以为放出笼子的鸟也只是个呆子，并不晓得如何飞翔）撒开了欢，孩子们对地震的恐惧一点都没有，只有大人忧心忡忡。这么着住了一个月，地震没来，却来了场浩大的暴雨。那夜雨水浸漫了每一个防震棚，塑料的鞋子漂了满地，分不清谁家的。隔壁周家棚子漏雨得厉害，母亲接了周家奶奶来我家床上，那个时候我才感觉到一丝恐惧，以为真的要地震了。可第二天，阳光灿烂，知了拼命地歌唱。这一年总之不是个好年头，周家名堂的地上裂了好大一道口子，许多人去观看说不出理由。而这一年周家奶奶死了，没几个月，周家媳妇也死了，最小的女儿才四五岁的样子，从此去外婆家养大，而周家从此没有了女主人，只有男人和孩子。

    人世沧桑，岁月也没冷落了那条马路。文化革命中时常有车敲锣打鼓地在那条马路上驶过，或者是庆祝又出版了一套红宝书，或者是某某同志光荣退休。也时常有鸣着警笛的车子驶过，警车后面跟着的卡车上面站满被绑的男人，极少女人，那些人是要被带去小学后面的大操场上开批斗大会，偶尔也有要枪毙的，其他只是作陪。小学后的大操场上果然就枪毙过一个年轻男人，那男人就那么倒在那里，还有人去驳了他的衣裳，却不许家人收尸。并不晓得那个男人犯了什么罪，只是觉得可怖，不敢前去，而很多大人却雀跃得很，喊着响亮的口号把右手举高。很久没有去那个操场了，不晓得那个土堆起的主席台是否还在？
    在最后一次卡车拉着锣鼓热闹沸腾之后，四人帮就在历史舞台上谢幕了，而马路也渐渐开始了它不安定的日子。八十年代初，我们住的房子政府退还给了周家，而我们搬离了那里到往南一千米处依然在那条马路边，是父亲单位修建的集资房，集资二千五，父亲愣是借了十个人才凑齐。从此，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一直住到现在。
    周家拿到自己的房产后也没能住上，那条马路就开始第一次的扩建。周家拆了一多半，只留下后面的平方，政府另外给了钱和地到别处盖了房子。那条马路扩建时，把以前的部分做机动车道，而之前茂密的法国梧桐就做道边树并没有铲除，拆了房子的部分做自行车道与人行道，那条马路就宽敞多了。没几年，又将那条马路挖了个底朝天，换出旧的破损的细小的自来水管，换上新的更粗壮的。又没几年，又扩建，法国梧桐终于没了踪影，而周家也终于彻底离开了那条马路。以前小学门口有片树林，现在是大门就在马路边了，而中学被挤兑得只得搬离了那条马路，在别的地方重新盖了新的，想来那些学生们不会再去搬砖了吧。
    那条马路被拆得面目全非，而往日的邻居也都搬得四处分散，往事就渐渐地被埋在那条马路数次翻转的地下。

    新搬的属于自己的房子，是一幢四层的楼房。虽然住户还是一个单位的，孩子们也都是打小就熟悉的，可都开始了走进屋子关紧门的商品楼生涯，邻居之间不再勤窜门，只在包了馄饨的时候给隔壁端上一盘子。夏天也不再出来集体纳凉，都在自家的阳台上坐坐，电风扇也开始普及，芭蕉扇漫漫淡出。再后来，家家封了阳台，楼道又装上防盗门，空调开始普及，人们更是深居简出。更后来，邻居开始买新房子搬走，这幢楼开始住五湖四海来打工的各色人等，我们四个也各自成家离开了父母，楼里还住着的老住户就只有我父母还有楼上的卞阿姨，不晓得她那个死鬼老公还会不会飘这么高去她的窗口说话。
    虽然这楼还立在那条马路边，马路却已不再是曾经的马路，人也非曾经的人了......

                                                                                                               于 20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