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盄和钟铭文韵读(转帖）

礼县东北西汉水上游，出土西周晚期和春秋初期的青铜器，不下数百件。其中有百字以上长铭，对秦始国前的历史、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研究价值最高的现有四件。
    一是不其簋，器盖对铭，各152字。为秦庄公于周宣王三年 (前825年9月4日)所铸。秦亡后，器流落山东，1978年在滕县一汉墓中出土，现藏滕县博物馆。盖流落关中，清末出土碾转为杭人挪安所得，现藏中国历史博物馆。李学勤先生在所著《新出青铜研究》中，有专文介绍。二是1994年前后在大堡子山秦公墓中出土的九块编钟。其中一至五块铸有百字以上连续可读铭文。三是1917年出土于红河乡王家东台的秦公篡，器盖对铭，共104字。笔者撰有《秦公簋铭文研究》一文。四是北宋时出土的盅和钟，有铭文141字，分铸于数块编钟之上。
     盄和钟出土的时间地点不详，但铭文内容与秦公簋大半相同，同为秦襄公在西垂始国祭祀宗庙时，所铸的同一套祭器和打击乐器。盄和钟的实物，虽在宋时已佚，但有宋人摹刻本行世。欧阳修《集古录》卷一、赵明诚《金后录》、吕大临《考古图》、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第五卷均有著录。王国维《两周金石文韵读》、郭沫若《秦公钟 (应为盄和钟)韵读》、刘文炳《秦公簋与盄和钟两铭为韵文说》等文中，均有对铭文疑难字语的考释、韵读和断句。其中郭沫若先生的《秦公钟韵读》，集前人研究的大成，是较权威的研究成果。现将原文以郭沫若先生所断为四句的释文如下。对郭沫若将原文改释、改读之字，用汇]表示。对旧释和底本因剥蚀锄患不清之字，用 ()表不。
    秦公曰: “不顯朕皇且，受天命，竈有四方【下国I，十又二公，不录于上 {不蒙在下】 (不蒙上帝)，嚴龏夤天命，保毕秦，虩事 - 991(夏)。曰: 余雌小子，穆穆帅秉明德，睿傅明刑，虔瞥朕祀，以受多福，擎l协I合遇民，夙夕刺刺起起，遇生姓 ! 是软。咸畜百辟撤士，盆盆文武，镇静不廷，卤夏擎 [柔燮
}百邦，于秦执事，作盄和钟，氒日智邦，其音鈜雝［雄雄］，鈜雝［雄雄孔煌，以邵〔格〕孝享。以受屯鲁多釐，眉寿无疆 ? 峻走在天 (位)，高弘 (引)有要，匍 (備)有［佑］四方。永寶』。宜。
    以往研究者，因所主的是剥蚀较多，摹刻失真的本子，又无同时代所铸器物比勘，因此他们对疑难字的字形、字义、字音的释读方面，以及韵部的分析方面，都有不少讹误。这些讹误，影响了对诗铭的形式美的研究和诗意的正确理解。
    例如郭沫若先生，曾释上为下、释于为在、释录为蒙、释顺为夏、释擎为龙、释铁为雄、释阁为格、释有为佑等等。他为了合韵，将“四方”改为“下国”，将“于上”改为“在下”。郭氏的韵读写于三十年代，彼时学者对春秋时代的古韵研究尚未形成科学系统。当时对之鱼、之职、真文以及阴声和人声尚未分立，所以在郭氏的韵读中，将职部国字列为之部人声。将职部福、德、救三字列为之部。对东部潍字、对觉部穆字、对鱼部武字不认为人韵。事实上，在春秋时代的古韵中，国、福、德、救四字俱在职部，因尾音皆为аk;而子、士、祀三字俱在之部，因尾音皆为iа。将人声之部派入阴声职部，在理论上是困难的。在实践中，在春秋时代之职通韵是特殊情况，很少见。而之职分立则是一般情况，比比皆是。

    由于上述对疑难字的误释，以及对韵部的误用，所以郭氏将这篇八章形式基本整齐、用韵合谐诗，读为四句形式参差，多处不合韵的散文了。郭沫若自己也说: “蔓铭以此读之，十分自然，而钟铭则大有问题。”这里的所谓大有间题，是不是“于秦执事，作盄和钟”的伟大诗人，押错了韵，搞错了韵部呢 ? 绝对不是。我认为盄和钟铭文的用韵是十分和谐的，而且一章一韵，读起来十分幽美自然。
 本文将盄和钟铭文以韵部和诗意分为八章，每章四句，每句基本四言。其中一、三、四、五、七各章首句人韵，二、四双句有韵。二、六、八章首句不人韵，二、三、四句皆有韵。现韵读如下，对人韵字右下角以△为号， ()内注明韵部和用国际音标注上古音。对一些疑难字的考释附注于韵读的后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