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汉宝德（1934-2014），台湾建筑学者，毕业于台湾省立工学院（现成功大学）建筑系，并赴美获得美国哈佛大学建筑硕士、普林斯顿大学艺术硕士，回台后任东海大学建筑系主任，对时下的建筑教育体系进行改革，在台湾建筑及教育有重大的影响。活跃于教育界、建筑界、博物馆界，如黄永洪、姚仁禄、姚仁喜、登琨艳等都是其得意门生。

汉宝德先生最重要的一个建筑观念就是“大乘建筑观”。他认为“中国人所需要的是雅俗共赏的大众文化，除了表现其个人风格之外，最重要的其作品必须使社会大众自心底的喜欢，不应是曲高和寡”。简单来说就是要为大众盖房子，建筑的价值体现在与居民的情感联系上。

一

如何找到“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交会点，特别是在西方现代建筑思潮涌入后国内建筑师所共同面临的困境，时至今日也是各执己见有所争论的课题。汉宝德先生作为台湾现代最有影响力的建筑师之一，通过对现代建筑在台发端后，这几十年来台湾建筑界在面临传统与现代的问题，几代建筑师相应所做的努力予以梳理、评析。生长在不同时代背景下的建筑师，应对传统与现代融合的问题展现出不同的回应方式。同时汉宝德先生作为身在其中的“当事人”，也将自己的经历与思想转变娓娓道出，他希望能通过这六十年的回顾，对当下困惑中的年轻一代有所帮助。

现代的科学技术带来生产生活方式转变，一些传统的建造形制、方式等已不适用于当下的社会文明，但传统的建造技术和工匠艺术代表我国古代灿烂文明，我们不禁要问“有没有必要延续建筑文化的传统”，而“要承续的传统要素是什么”，以及“要怎样传承这些传统”。这是汉宝德先生在行文之处向读者，也是像自己抛出的难题。我们并不会在全书结尾找到明确的答案，汉先生向我们提供的是历史背景的渊源，以及几代建筑师们努力的方向与思路，生活的方式和时代的需求永远处于变动之中；余下的也许是年轻一代在新的背景下又创造新的语言，进行新的尝试。

二

事实上在19、20世纪之交，国内面临的是西洋运动推行的争论，在当时的情形下国人其实只有西化的概念，并不真正理解所谓西方的现代化是科学技术的革新顺理而来的变革。因此最初留洋归国实践西方现代建筑理念的建筑师们，将西化与现代化浑然不分，将西洋的建筑样式替换为中国传统形式，似乎穿着传统宫殿式建筑的外衣就是与现代的结合。在60年代左右台湾建筑界对传统与现代的理解有三种主要的立场：（1）形式主义：认为一般建筑可以不考虑传统，但重要的公共建筑为了民族荣耀，必须结合传统的形式，使人望而崇敬；（2）象征主义：把古建筑的形式特色视为语汇，不必严格传承，只要看上去使我们立刻感受到传统就可；（3）抽象主义：认为可以在现代建筑中找到可以与中国相通的观念，抽象其形式，但是极少人能理解。

以王大闳先生1972年的作品台北国父纪念馆为例，作为纪念意义的建筑，政府保守派就认为理所应当是中国传统形象的建筑，以宫殿式建筑标志性的大屋顶作为建筑要素。而王先生最初的方案是提取、抽象了古代官式建筑大屋顶，以更为现代的语言表达，但这与政府方面、社会大众对传统、地域、美学的理解与认知似乎是不能统一的。最终方案事实上是建筑师方面的妥协，当然王大闳先生之后表示他认为这是一种“良好的妥协”，在社会大众的情感上，能唤起他们对传统过往记忆的，就是直接具体的曲顶翘檐的形象。建筑难道不就是为人的身心需求服务的吗？

还有两位与王大闳先生同一时代建筑师，张肇康先生与陈其宽先生，二位曾与贝聿铭先生一起完成了东海大学的校园规划与建筑设计。王、张二位先生都曾到哈佛留学，受教于格罗皮乌斯门下，陈先生则曾工作于格罗皮乌斯事务所，三位作为台湾现代建筑起步阶段的重要建筑家，他们的教育和工作背景使得在其作品中呈现出非常浓烈的现代国际式样，被称为“密斯-中国式”的风格，张肇康的成功大学农业陈列馆和东海大学旧图书馆，和陈其宽的东海大学艺术中心设计中都有所体现。在这个时期里现代建筑观在台湾刚起步，而战后民族思想抬头的强烈情感，尽管是此三位优秀的建筑师，在现代建筑与传统的融合中也是处于相当的困境。

三 

汉宝德先生1958年成大建筑系毕业后留校，1961年转东海大学建筑系任教，1964到1967年取得哈佛大学与普林大学硕士学位后回国继续在东海大学。早年间在汉先生看来传统与现代之间就是存在着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很难真正找到合适的契机点将两者融合。因此汉先生建筑实践的第一阶段基本是保持平行双轨研究的态度：“我必须面对如何在我的建筑视野中调和现代与传统的新问题。思考良久我决定采取现实主义的途径，就是一方面积极投入古迹的研究与维护工作，一方面以完全现代的立场来构思新建筑的设计。”汉先生自以为1972年洛韶山庄的设计是那一阶段他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呈现明显的现代主义风格——规则的几何形态，灵活通透的立面，白色简洁的外墙。他认为现代建筑在使用的需求上已和传统不同，没有必要也不可能以传统的形式套上现代的外壳。而1983年彰化文化中心的设计是汉先生建筑思想改变的一个转折点，因为文化活动中心建筑性质的原因，加之汉先生早年一直从事彰化孔庙的修缮工作，对于传统文化和地域风格有了情感上的连结，他也原因尝试在元素、形式、空间感受上做出尝试和努力，将传统和现代试着对话。包括之后的垦丁青年活动中心、澎湖湾青年中心二期，在空间手法、造法、材料上都尽量采用地域传统建筑的工艺。汉先生自己表示这样的转变也开始让他思考建筑史上形式回复注意的运动为什么受到欢迎。这不是纯粹的古代权威形式抄袭的问题，而是空间经验在感情上的传承。

因此在汉宝德先生看来，民众对有具象传统要素表达的建筑更偏爱不是没有由来的审美滞后，传统建筑承续居民最原生的情感记忆，时间与人的生命相结合就是历史，空间与人的生命相结合就是地域。历史主义不是一个陈旧落后，被批判的东西。历史是回忆的，传统暗示着民族所传承下来的价值，所以建筑不是单纯的形式问题，形式与空间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文化传统。汉先生文中有一句话让人印象极深：“……不只是怎么过日子，还有怎么欢笑怒骂。”因此在一系列青年文化活动中心的设计实践中，汉先生得出转向乡土建筑“求教”的解决之路。面对历史的传统的建筑，我们有最典范的官式宫殿建筑，但随着帝王制的消失，它的形制、空间、做法的内涵其实已经死去了；但另一方面我们还有丰富多元的地方民间建筑，这一类建筑本身不是出自专业匠人之手，它们没有帝王制度的约束，因此地方建筑才显示出随意性和多样式，当然这也有广阔地域气候不一的重要因素。汉宝德认为乡土建筑因一直随居民的实际需求变化，这才是真正深植了中国建筑精神内涵的“活着的建筑”。因此寻求现代与传统的交会，首先要问传统何处找，那即是在乡土。

四

再到现当代活跃在台湾建筑舞台上的这一代建筑师，他们大多成长在70年代的台湾，称之为“违章文化”的时代，当时的社会状况是居住空间严重不足，处于本能和需求居民自然地尽可能去设法搭建违章，如在窗上再加铁栅栏外凸争取空间，汉先生称为“也许是真正‘有机’的建筑”，这正是根据环境条件和生命的需要自然生长而成的建筑。1994年在宜兰当地由县政府结合基金会与当地民间社团共同推起了“宜兰厝”活动，希望创造出适宜宜兰当地的包括地理、气候，更重要的是体现当地文化、习俗的住宅空间。建筑师和事务所团队在宜兰的实践案例，我们的确能感受到乡土的风格和形式，正像极了他们所成长的环境：建筑堆积的形式，杂糅的材质，以及丰富拼贴的外观，我们能总结出诸如此概括的外观特征，但更进一步它们还有什么是能共同表现宜兰风貌的特点呢。与现代主义相对的乡土的风格在这样后现代拼贴中确有呈现，但“宜兰”的标签似乎模糊了。我在宜兰厝的官方网站上阅读到：宜兰厝是要适合当地气候条件与景观特色的住家，如果盖在宜兰却忽略了当地潮湿多雨的气候特征，那么它是失败的，也是不能被称为“宜兰厝”的。除开气候条件，精神文化方面的宜兰特征不知是如何呈现，如果复制到相似地理气候的地区，比如“彰化厝”、“台南厝”，现有的这些设计原则是不是可以无异地全部用上，无需修改呢。如此看来推行地方文化特色的个性标签似乎又面临“一致化”的质疑。

宜兰厝的实践中建筑师与业主是一对一沟通，既结合当地环境又考虑业主需求而展开设计作业的。我相信每一位认真实践的建筑师在设计之初都是将各方因素综合权衡的，包括地理环境，包括文化精神，包括业主需求，这其中必定有偏重取舍，最后的结果不仅是建筑师的权衡退让，我想也有业主方的妥协，因此在我们局外人看来这些所谓标榜自己地域文化特色的住居似乎并没有给人强烈的地方文化印象了。这便是另一个疑惑与矛盾，汉先生的大乘建筑观说建筑是要为人的需求和情感服务，在发达便利的现代科技环境下，如果业主的希望就是现代的住居，那建筑师要秉着专业学者的文化责任感坚持传承什么呢，建筑的价值是情感的触动，那么我想未来的个人需求可能会越来越多元，但这样的情感触动也许会越来越趋同？

最后汉先生落到连接传统与现代的使命感的问题，每一代建筑师都在自己的成长背景记忆下做着努力，不管是以形式的，象征的，抽象的表现手法，作为严肃的、有文化责任感的建筑师的，都依然抱着承袭发扬传统文化的使命，只是未必产生相同的，或者能使大多数人满意的结果，因为每个人对传统都有不同的体会与理解。这里举到台北101大厦的设计者李祖原先生的例子，其中一个备受争议的作品就是沈阳方圆大厦，李的设计本意应该是想融合东西方风格，尽力表现中国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特征，单从建筑造型上来说，不管是取“天圆地方”或是中国古铜钱的意向，应该说都是在争取一种连结和融合，而结果却不尽如意。汉先生评价说“也许一位成功的建筑师为了完成承袭民族传统的使命，也不惜抛弃建筑的基本价值，冒天下之大不韪，自创独特的风格。在探寻传统的路上可谓心情沉重。”

在文首问道“我们为什么要传承传统文化”、“要传承什么要素”，到这里并没有统一模板的解答，但汉先生像我们呈现了台湾这几代建筑师们“怎样传承的传统”的，其间的表现手法有各人见仁见智的理解与评价，但严肃考虑了这些问题，就是文化责任和使命感的体现。于建筑设计的实践创作而言，传统文化或许是一把沉重的枷锁，让建筑师不得不束起手脚艰难地操作着，但我想它确是我们在愈加趋同的国际式全球化中树立起个性差异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