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王明珂，历史学家，1952年生于台湾。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现为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曾任该所人类学组主任及副所长，主要从事与中国民族史、族群认同、历史与社会记忆、游牧社会及其历史研究。王先生在1994至2003年多次进入川西羌族地区进行田野研究，多年来从事于结合史学与人类学的中国民族研究，由长程历史与人类生态观点研究古代华夏与华夏边缘的形成与变迁过程，强调对社会文化与学术专业的反思。著作有《华夏边缘》（1997，2013）、《羌在汉藏之间》（2003，2008）、《英雄祖先与弟兄民族》（2006，2009）、《游牧者的抉择》（2009）以及《寻羌》（2009）。

为什么要研究边缘

作者在书中例举了一个比喻：如果我们在纸上画一个圆，事实上界定圆形形状的是它的边缘，而非中心。族群边缘的研究一是自于王先生十多年间对川西羌藏民族的田野调查，从历史学的角度追溯人类文明的起源；同时作者的观点也是深受挪威人类学家巴斯的族群边界理论的启发，巴斯提出“造成族群最主要的是它的‘边界’，而非包括语言、文化、血统邓在内的‘内涵’”（巴斯，1969）。在此基础上王明珂先生结合华夏族群的形成演变，来论述边缘之于族群界定的重要性。

对边缘提出研究，一方面是作为社会动态的一部分，边缘人群在利益关系和竞争合作中比中心人群更加需要强调自己的身份；另一方面透过边界的模糊、断裂等现象，我们回过头来需要反思以典范知识建立起来的明确的、理性的、连续的族群理论是否存在错误或者不足。

“我们是谁”——“我们为何宣称自己是谁”

族群认同的问题可能在移民家庭的新一代人中更为突出，可能会有从小成长在美国社会中的华裔子女否认自己是“华人”，也有许多东南亚的家庭坚持自己的华人数百年的历史认同和华裔身份。从主观认同上来看，族群的定义是典范理论的语言、体质、服饰、甚至信仰所不能清楚界定的。一个困境即是：族群的划分，是由外来者的观察而定义，还是由内部人群的主观认同来界定？而如作者所言，在此他并不是通过此番论述告诉读者如何区分华人，而是希望“建立一个族群理论，来诠释一般性的人类族群现象”，即“为何我们要宣称我们是谁”，认识这样的认同或矛盾是从何产生、如何变迁。

认同的主观论在群体的形成和变迁上有两个论调的争辩——一个是工具论者，认为族群是政治、经济和社会共同作用下，在资源竞争中产生的，因此不同的形势下会产生不同选择；另一种是根基论者，认为族群认同主要来自于生物性的情感联系。两种论调都有以各自的角度无法解答的问题，作者认为，族群现象是亲属体系的延申，而所谓的亲属体系，以文化来界定，越靠近家庭单位的层面，生物根基的联络更强；而越靠近族群范围的层面，则“结构性失忆”和“集体记忆”所形成的文化表现则更强。这里“结构性失忆”是指特别地记得或遗忘一些祖先，以重新整合族群地范围；“集体记忆”指特别强调某一共同记忆，以此强化人群和社会的凝聚力。这两者都是个人和集体意志，可选择性的。作者认为族群边缘研究应该借鉴工具论和根基论者两者的理论，从造成族群边界的形成背景和集体历史记忆作为研究的出发点来探究边缘人群如何维持、传递他们的历史记忆，并且假借、扭曲、遗忘历史记忆来实现族群认同或变迁的目。

作者的研究将历史记载当作彼时田野调查者的陈述，来看待史料中的器物、习俗、以及历史故事本身是何以被挑选，成为历史记载；同时结合作者自己多年来的田野报告，将历史与现实经验互证探索。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或许也能对历史资料和族群现象有进一步的理解。

边界的产生、维持和变迁

生态边界最初的形成和稳固主要发生在新时期时代晚期至汉代，这一时期的边界形成主要是气候和地理环境的作用带来生产方式的转变，分化并加深了农耕和游牧两种不同的文明，资源竞争和维护中，两个族群的特征分化也愈加明显。从占领了适宜农耕的地域、能够定居生活的人群的视角来看，被排除在外的游牧移动的人群即为外族（比如鬼方、戎、夷、狄等等等）。在人类文明形成之初，气候、环境变迁之前，各地的人群可能区分并不太大，甚至交流密切，但当生产资源不足且无法大量再产的情况下，便是以战争征服和统治以进行资源再分配，集结起来维护资源的人群政治结构愈加明显，成为利益共同体，工具论的体现在此愈加突出。揭示了生态、资源控制与分配、族群分类与边界，这三者的联系。

生态边界初步划分后，族群仍有扩张或脱离的变迁，以达到各方面共同利益的最大化。我认为在边界的形成及族群的扩张、维持中，作者的论述对工具论者的观点是有很大的偏重的，越往大范围的集群看，人的交往行为中社会关联越强烈；而扩张吸纳和现状维持的精神力量，则更多的是根基情感联系的认同和归属感。这里作者例举到周人族源的边界形成、西羌边界的推移和东吴吴太伯内化成为华夏的几个史料来说明，边界是弹性变动的，尤其是在形成之初，社会群体对于原本可能是“他族”的群体接受容纳的方式便是营造双方的“结构性失忆”和“集体记忆”。因此一个族群的定义和认同是靠自身内部的凝聚，和对边缘外族的区别共同维持的。

（图片来源：王明珂,《华夏边缘》（1997）:291,320）

对比东汉帝国疆域和现在中国汉族的主要分布地区可看出有很大的重叠，生态边界在初始划分中基本确定了民族分布的范围。这也基本达到了国家政权掌控的一个地理极限区。

总体而言族群的形成是由资源竞争产生，通过历史记忆来凝聚和变迁，从而形成具有竞争力量的工具，即是族群认同。造成族群边界的原因是族群个体主观上对外的异己感和对内的情感联系。

一点思考

首先是王明珂先生在族群边缘理论中的研究方法，从边缘入手的一种新思路。作者将文献史料当作历史记忆来解读，当作一个文本加以分析，着重于记忆中“我族”与“他族”的边缘分野和变迁。相较于以往我们通常着重于考证历史资料的真实性，王先生更注重文本的情境性——被记录、被保留、被宣扬，这种或许是“选择性的历史”其意图为何。

从边界和认同感分析，认同有多重要？边界的意义是什么？这可能是更面向人类学的一个问题，对于今天当下的思考，也是一个研究的框架和路径。

文中二、三、四部分论述边界的形成与扩张、变迁当中，对“工具论”观点着色很重，也许作者认为这是族群维持和变迁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是否也会有其他因素的参与共同作用，它们在边界的变更中是怎样的角色呢。比如领土的边界问题由国家政权干预的成分应该是很重的，其中会有维稳的一些强制性措施，是否从被征服、统治的人群的角度来看，并不是和谐融洽的达到了共同的“结构失忆”和“集体记忆”。

另外文化的交融或隔阂是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除了资源竞争的关系，从文明礼仪和主观认识上来讲是否本身就具备相当的差异，进而也导致了分化呢，那么这样的差异如何产生和持续分化的，我想也许也是值得研究的。也许这一点在现下的网络社会中体现得更为明显，网络信息交流下更容易集结兴趣、认识、观念、信仰相似或一致的人群，建立网络社区进行信息交流，这样的群体之间认同感也极为强烈，套用族群理论的相关现象，他们也会强化和巩固自身的特点来排除非我的“外族”，强调自身的独特性。这种集结几乎抛开了“生物亲亲性”的原始感情联络，他们的产生、维系、和传承也许靠的是最初的一个“文化”联系，这其中的群体稳固性和社会性还有待研究，但也如作者所提及过：这样建构下的人群团体和工具论种资源利益作用下的族群是什么差别呢？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也在建构着一个网络社会，但这似乎在建构之初便是以一种客观可见的定义来规定了可进入的人群，是否也可以把这些群体作为族群来分析。

 

另外在相关文献中也有看到的一个疑惑，文中几个概念“汉人”、“汉族”、“华夏族”等，在文中的表示事实上比较模糊，作者没有对此加以解释、区分，而在其他的文献中，也有指出这一点，应该来说由与“秦人”相对概念的“汉人”发展为中国主体民族人群的统称，由“华夏族”到“汉族”，也许这其中定义的漂移和变迁与族群的变更是紧密相连的。

 

拼贴画

（边缘放大的中心/“扭曲”的表象）

族群边缘的人群，其团体认同感相较于族群核心会格外的强烈，这也是作者认为研究边缘的意义——“是观察了解族群现象的最佳位置”。中心的特征是通过边缘的架构而清晰地呈现或者放大出来，但这些客体特征可能是出于一些偏见或者扭曲的强化，如同在放大镜上看物体，边缘的视野是被拉扯的表象。从作者提出的研究新思路，我们或许能够尝试聚焦到边界，重新发现和探索这一段区域镜下之物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