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作者为道格•桑德斯。1995年加入加拿大《环球邮报》，现任《环球邮报》欧洲负责人，被誉为加拿大最好的专栏作家。

    在对《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作者雅各布斯的一次采访后，作者萌生了撰写一部记录人口迁徙、尤其是农村到城市人口迁徙的著作的想法。

    未来的后人对于21世纪最鲜明的记忆，除了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之外，大概就是人口最终阶段的大迁徙，彻底从乡间的农村生活移入城市，约占三分之一的全球人口将会受此影响。实际上，家庭生活因此会产生变迁，不论是农村的大家庭还是城市的小家庭，将就此终结人类历史上的一大核心发展：人口的持续增长。

    人口涌向城市以及过渡性都市飞速出现，对许多人造成了影响，但绝大多数人之前并没有意识到这样的发展，城市化方向走偏所带来的各种苦难、革命与战争往往就是这种盲目现象导致的后果。人类的大迁徙正体现于一种新兴的都市区域里。这些过渡性的空间——即所谓的落脚城市——可能是下一个经济与文化盛世的诞生地，也可能是下一波暴力冲突的爆发地。

    作者首先以六公里作为研究的案例，六公里位于重庆，重庆很可能是全世界增长速度最快的城市。这样的增长得到了六公里这类地区人口增长的助力。像六公里这样由离开乡下的人口自行建构的聚落，在中国被称为“城中村”。在中国各地，每年至少有四千万农民涌入这类城市飞地，不过这其中也有大部分人最后会回到村庄去。

在外人眼中六公里是一座肮脏腐臭的贫民窟，但在当地人眼中，这个地方的主要功能是作为他们迁徙过程的落脚，这里不只是提供人居住、工作、睡觉、吃饭、购物，而是具有社会最重要的过渡功能的地点。在这里除了最基本的生存之外，其他各种重要的目的在于把这些居民乃至整个村庄带进都市的世界，让他们接受教育和适应文化，融入主流社会。

    同时，落脚城市与来源地乡村保持长久而紧密的关系，人员，金钱与知识的往返流动不曾止息，从而使得下一波的村民迁徙得以发生。落脚城市的居民堵上自己的一生，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他们希望孩子能够上大学，通过教育改变命运。

    落脚城市的居民不一定都是穷人，随着都市飞地条件的改善，并且发展出本身的中产阶级，也就会开始吸收从拥挤的市中心迁徙出来的人口。只要妥善经营，这个时代的许多乡村移民飞地都可以达到这样的目标。

    落脚城市的贫民窟能够促成向上的社会流动，至少也能让人抓住社会流动的机会。实际上，世界银行在2009年针对这项议题进行了至今为止最大规模的研究，结果发现削减贫困最有效的方法，乃是鼓励人口迁徙，促使都市人口密度成长至上限，并且促成最大都市的形成，前提是乡村移民抵达的都市区域必须获得高昂投资，也必须获得政府提供的基础设施建设。新的人口会创造新的经济体，唯有这些人能够以由下而上而且用自发性的有机方式建立自己的立足点，这个经济体才能达到最佳的发展。因此我们的政府和社会必须给这些人上升的空间及通道，这样社会才能得到最佳发展同时保持稳定。

    而对于落脚城市的居民而言，也和中产阶级一样，把自己的住宅视为获得平等地位的来源，因为房地产市场正是他们摆脱贫困的最有效的手段。对自己的房产拥有完全的合法所有权，可赋予人在社会中向上攀升的能力，一旦获得所有权，贫民窟居民即可拥有他们不曾拥有过的地位和权利，其中之一就是出售房产的权利。

    中国的乡村通常不是农业生产的中心，而是社会缓冲区，以乡村家园取代缺席的国家力量。对于一亿四千万没有城市户口也没有稳定居所的落脚城市民工而言，乡村是唯一能让孩子上学以及取得医疗协助与儿童托育的地方。对于大多数落脚城市居民而言，乡村及其足供糊口的作物，就是它们仅有的社会安全网。

    因此，中国的乡村移民全都陷于一种无尽的矛盾当中，导致个别移民、家庭无法拥有长久稳固的家园。这种仅剩儿童与祖父母的乡下区域在中国称为空巢，但同样的现象早已出现在世界各地，原因是小农农业被充当社会的安全网。

    尽管如此，我们却愈来愈可以看到中国的流动人口正构建着真正的落脚城市，利用各种策略让自己成为城市的永久成员。不少乡村都因为落脚城市的蓬勃发展而彻底衰亡。

    乡村的命运主要取决于国家如何运营大城市，以及为这些城市的移入人口提供什么样的权利与资源。另一方面，城市与国家的命运也通常取决于他们如何对待乡村及从乡村移出的人口。经营不善的落脚城市可能把乡村变成一座监狱，经营不善的乡村则可能导致落脚城市失控。

    落脚城市如果要发挥功能，一定要先创造中产阶级的成员，落脚城市的中产阶级之所以如此重要，有以下几个原因：他们能够促成社会与政治稳定，因为他们会把移民小区和都市的制度及组织链接起来，从而开辟一条管道，让居民拥有额外的选择，而不一定只能沦入犯罪以及边缘化非正式经济的就业依赖中。落脚城市的中产阶级可以让新进移民及其子女看到，迁徙不会让人永远陷在不公的环境当中；只要努力寻找出路，愿意投入心力，就能获得长久的富足生活。落脚城市的中产阶级通常能够诞生出商业和政治领袖，从而改善社区中所有人的生活品质。中产阶级不仅是稳定的基础，也是新兴国家摆脱经济盛衰循环的良药，收入一旦超过五千美元的门槛，边际支出随即转移为休闲消费，这些行为将产生巨大的商业及经济冲击。

    有项研究显示，要促成积极的流动，不但需要赋予所有权的措施与健全的市场，还需要国家的积极支出与介入，落脚城市需要福利导向的政治意识与力量，经济关系的正式化在其中虽然具有重要地位，却绝不足以构成充分的基础。真正的居住安定必须受到地方学校与工作机会、医疗机构、供水与下水道服务等的支撑，此种必需品和便利设施构成的综合体可为房地产赋予价值。要促成社会流动，为贫穷的乡下移民开创通往中产阶级的道路，就必须对民众广泛持有的私人资产开放自由市场，也必须有个强大且具有决断力的政府愿意重金资助这项转变。

    任何改善落脚城市住宅的措施都免不了一项根本的矛盾。一旦对贫穷的非正式小区投入资金并且赋予官方的认可，就会提高这些小区的价值。而这些小区的价值一旦提高，各项便利设施也更为充足，吸引的人口就不再是乡下移民，而是来自核心市区的下层中产阶级。就某种程度而言，这种现象确实有其益处：由此造成的社会融合能够吸引创业资金与利润丰厚的消费市场，让落脚城市的发展变得更容易。不过，对于未来的乡下移民而言，这么一座小区也可能因此变得遥不可及。

    许多贫民窟改建计划之所以会失败，原因是那些计划只把居民迁入看似质量较佳的住宅，却忽略了落脚城市的重要功能，就是“弹性”的功能，在经过规划的公寓住宅里，不论设计得多么周详，通常也还是不免丧失这种特质，因此居民通常不愿迁入纯粹只是个房子的住处。

    在多元文化与全球化的影响下，乡村移民正在以实际行动突围进入城市，这些居民如果被驱出城市，或者受困于城市的边缘，或是遭到都市拒绝赋予市民身份或者资产的所有权，就会转变为严重的威胁，导致社会必须付出更大的成本。倘若能够善加把握，即可将这波最终的移民潮转变为一股长久进步的力量。

    落脚城市之所以成为令人瞩目的现象，与居住其中的人密不可分。所以落脚城市本质上还是一个空间容器，这个容器中发生了一种身份的转变——村民变为市民。这是一个多维的过程，涵盖着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关系等方方面面。但是归根结底，我们要关注的焦点是人。作为记者的桑德斯凭借非常细腻的观察，探讨了人口迁移的重要环节。
　  不管怎样，中国的城市在面临移民进入时并不像其他发展中国家那样措手不及。我们在城市边缘有着相当丰富的村庄在等待城市化的降临，而外来移民的涌入正是空间变革的第一步。每一个村庄都收容着相当数量的移民，他们愿意忍受匮乏的基础设施，愿意拥挤在狭小的房子里生活，并不是因为他们热爱这样的生活方式，而是因为未来的前景实在美妙，足够打动他们忍受当下的苦痛。
　　可中国城市化与其他国家的城市化的区别也就此扩大了。在几乎每一个国有土地被私人攫取的国家，事情发展到最后都以将土地授予占有者告终。因为政府最终会意识到：所有权的保障是关系到落脚城市发展前途的一个核心议题，缺乏保障的处所也就相应地缺乏改善基础设施和社会结构的动机。这样的授予也就意味着新移民成为有产者，被裹挟进入经济体系之中，并且拥有了自主创业的种子资金。可是我们的城中村里，移民们所拥有的微乎其微。他们不可能占有自己居住的房屋和土地，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凑足够的钱、给自己提供足够坚实的生活保障，因而和农村的纽带在很长的时间里都将是僵硬而无法打破的。

    空间关系与社会关系具有密不可分的相互关联性。落脚城市的自我更新不仅需要空间关系的改善，也需要社会关系的改善。

我们看待城市就像在看待万花筒中的缤纷世界，不同的城市有着不同的外在与精神，但作为人类的聚集地却又有着相同的内核。而我们许多时候阅读城市就好像观看万花筒一样，只看到缤纷绚烂的部分，而要感受一个城市，最好的方式就是在那里栖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