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明鉴

——《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读书笔记赵晓霞

近日对城市历史研究感兴趣，因此找来台湾经济史学家赵冈的《中国城市发展史论集》来读。相比之前阅读的关于城市历史的那些卷帙浩繁的大部头，赵冈的城市发展史一书的确是薄薄的一本。但是全书却视野开阔，对中国城市发展的复杂历史抽丝剥茧，厘清了中国迥异于西方的城市历史发展的脉络。特别是由于作者广博的知识背景，比如对中国经济制度、中国土地制度甚至红楼梦的研究，使得本书不同于惯常的城市史学家的研究。全书既具宏观视野，又不乏经济学层面的细致分析，特别是从城乡关系的角度研究中国城市历史让人耳目一新，深受启迪。碰巧的是在读完作者关于中国传统市镇一章的内容后，刚好开会讨论到重庆的城乡关系、城市化进城、农民进城后粮食安全问题时，竟然发现历史从来不是割裂的，这种理论跟实践的碰巧耦合让我不禁想起培根的名言：读史使人明智。

1.     中国城市及其城市人口

中西学者普遍的认识是城市是人类聚居的场所，但是具体以怎样的方式聚居，人口和用地的规模和密度达到怎样的程度才能算城市则众说纷纭。比如赵冈在文中就谈到韦伯根据西欧中世纪城市的特色而判定中国历史上根本没有城市。因此对于中西城市的比较研究，特别是定量研究方面，笔者认为总是需要采取一个审慎的态度，因为统计口径的不同使得也许两者之间根本没有可比性。为了能够将中西城市的发展纳入同一个解释框架下，作为经济历史学家的赵冈采用了1953年大陆人口普查时的城市定义，即凡常住人口在2000人以上，而其中非农业人口占50%以上的列为城市，并假定城市居民的密度不会低于每公顷40人。（P2）但是将此定义用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时则发现对于自战国后城乡人口自由流动的中国来说，城乡人口的划分却很难做到泾渭分明，因此赵冈只好以居住在城中的人口作粗略估计。但是有趣的是先秦时期居住在城中的还有相当数量的农民，所以对中国城市的人口规模做定量分析的同时不得不因城而已，因“时”而异。因此赵冈在第二章“先秦城市”、第三章“秦汉以来城市人口之变迁”、第四章“中国历史上的大城市”中针对不同政体、不同朝代的中国城市的城市人口规模进行具体分析，进而提出中国历史上的城市化不是一个持续上升的线性发展，而是经过一个发展、停滞进而再发展的曲折发展过程的论断。（P59）

2.     中国城市的特色：政治使命和城乡人口高度流动性

中国城市的起源可以溯源到4000多年前的夏商时期，比如经过对古城遗址的考古发现，河南偃师的商城能够容纳近两万人，面积190万平方米；郑州商城约280万平方米，郊区甚至有行业分工的手工艺作坊；安阳殷墟24平方公里，城内甚至已经出现宫殿区、居民区和手工业作坊。而当时城市建立的目的《吴越春秋》中说：“筑城以

卫君，造郭以守民。”（P34）由此推断中国早期城市的建立就是基于政治的目的。但是城内已有内部分工的手工业作坊的存在是否说明中国早期城市也具有西方现代意义上的生产功能，赵冈认为这些手工业生产系统是一种公营企业制度（国营企业制度），是被纳入政府体系内的，即所谓的“工商食官”制度。

而周朝的城池的建立更是与周王朝的统治方式息息相关。赵冈反驳了国内认为的周王朝是实行的种族奴隶制度，而认为周王朝的统治是将由氏族组成的武装殖民单位派往各地，建立军事据点，即所谓的“以藩屏周”。因此武装殖民单位基于这样的政治使命，到所在辖区选址建立聚居点，才有《管子·乘马》所说的：“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因此周朝城市不是由自然村演化而成，而是为了执行周王室武装殖民政策而特地建筑的，（P43）并且具有明显的规划性。比如前文所述选址要考虑自然条件和水源，此外，城的面积要和居民人数相配合（P46），城市布局要对称、要有凸现政治象征的“朝”和“庙”建筑群。比如《考工记》所述：“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值得一提的是周朝是集中设市，一城一市，并且市场由政府统一管理。在周朝殖民统治初期，氏族和被统治的民族是有区分的，即所谓的国鄙之别。城郭内居住的是国人，是统治者，被征服的原住民是鄙人（野人）。但是这种划分是一种政治身份的划分，不是城乡人口、务工务农的职业划分。比如国人内部也有从事农业生产的，比如《管子·大匡》说：“凡仕者近宫，不仕与耕者近门，工贾近市。”

而到了战国时期，国鄙之分才消失，城乡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孟子说：“在国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曰庶人。”甚至出现“野与市争民”的现象，即城市和农村都在吸引人口。《墨子·鲁向篇》说:“凡入国，必择物而从事焉。”说明城外之人入城谋职，已属常见之事。《周礼·地官》说“徙于国中及郊，则从而授之”，则是法令上已赋予人民迁徙之自由。这使得中国城市的发展自古不受人力资源的制约。（P91）这点与西欧中世纪封建庄园下的城乡对立，人们不得自由合法交流，是迥然不同的。（P19）欧洲的人口资源直到封建庄园制度解体后才得以释放，即农村人口才可以自由流动，因此工业革命以后城市才得以快速发展。因此赵冈认为欧洲城市大体上是直线式发展。欧洲城市与中国城市不同的另外一点是其主要推动力是工商业。因此虽然古代欧洲到罗马帝国时，已发展出一批为数众多、规模可观的城市。但是随着日耳曼人入侵后，新的政府无力从农村征集粮食，商业的普遍衰退，欧洲的城市迅速衰落。进入封建时期后，欧洲各地农村都变成了领主的大型庄园，庄园自给自足和禁止农村人口流动，使得对外的商业交易大幅度减少，城市发展的人力资源受到制约，因此当年的市镇，都退化成主教驻节处及教会的集会场所。

3.     中国城市化的动力和制约因素

动力：政治主导，政治型城市和经济型城市（都城的动荡和市镇的稳定）

对于城市化的动力因素，西方研究特别强调经济方面的因素，如工商业的发展，海外贸易，地理与交通条件。这其中，他们特别着重工业发展，儿乎认为近代欧洲之快速都市化是工业革命的产儿。当然，他们也提到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动因，但都未曾给予很大的重视。如果我们研究中国早期城市的兴起，可以发现政治及军事因素的决定性更强；经济功能有时是附加的，有时是后来追加的。因此才有中国历史上大都市因为政权的更迭而骤然兴起或衰落的情形，所谓“成也萧何败萧何”，而这种情况在西方欧洲城市却不常见。

在研究城市化的各项动因时，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讨这些动因背后的深层因素。臀如说，一个商业城的兴衰要取决于商业的贸易量，而商业活动及贸易量往往又受农业生产体制的影响。在自给自足的大农场生产制度下，农民与外界的交易活动很少，商业城市就难以兴起及快速发展。相反，如果农业生产是以小农户为主要单位，则因为小农户的人力有限，无法进行多样的生产，而不得不仰赖与外界的交换，商业活动自然频繁，商业市镇自有出现的可能与必要。（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的关系）

因此中国城市基于政治和经济因素才形成了城郡和市镇的城市体系。城郡是政府主动设置的，通常都有城墙或加上外郭保证，城内有政府的行政机关，作为地方的治所，是全国行政系统的网点，或是重兵驻守的战略要地。总之，都负有政治使命。总的说来，中国的城市史仍以那一千五六百治所所在地的城郡为主体。市镇则是基于经济因素而自然形成的。

 “邑者，居民之所聚也。”

“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日邑。”

 “天下百郡千县，市邑万数，类皆如此。”

《说文》解释说:“城，以盛民也。”

制约：城乡人口流动 人力资源的流动（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

城市化的制约因素之一就是城乡人口交流的自由度;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就是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弹性。在没有大量国际间移民的状况下，城市的扩展就要靠乡村人口向城市移殖。城市中发展工业，必须不断从农村吸纳劳动力，否则工业投资便无效。这就是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路易士(W, Aathas Lewis)所创立的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形态论(Dualistic Economy)。第二个制约因素是城市的粮源问题。农业生产力在中国是最有决定性影响力的因素之一，更具体地说就是农村的余粮率，即农民自我消耗后所剩余的粮食占粮食总产量的比重。农民的平均余粮率一是可以决定一个国家可以供给的城市人口，二是可以决定最大城市能有多大，即城市人口的集中程度。

4.     中国城市人口变迁

对于战国时期的城市人口的估算，因为没有私产制，农田都是由政府定额分配到户，因此赵冈认为可以通过对城址占地规模的考古数据和中外城市1.2万人/平方公里的人口密度来推算出中国总的城市人口。通过分别计算战国大中小5000多座城市的城市人口，得到城市人口509万人，总人口以3200万人计，则战国时期的城市化率就高达15.9%。

在第三章的“秦汉以来城市人口之变迁”中，赵冈认为自秦汉以来，中国城市的性质大体已经定形（P59），因此可以将城市化率作为一个衡量城市化变迁和升降过程的指标。

农村人口/万人

城市人口

总人口

城市化率（%）

战国

509

3200

15.9 

汉朝

4919

1041

5960

17.5 

唐朝

1099

5290

20.8 

南宋

临安人口250万人

22.0 

明清

2420

35300

6.9 

近代

1957年

15.4

由表中城市化率的变迁，可以看出南宋是个转折点，中国城市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到南宋为止，是第一个阶段。此时期城市人口的变化有两大特征。第一，城市人日不但绝对量上升，而且占总人口之比重也缓慢上升。换言之，城市人口比全国总人口增加得快。第二，人口有向大都市集中的趋势，大都市的规模迅速膨胀。

 南宋以后则进入第二阶级，城市化之进程陷入停滞，城市总人口之绝对量几乎没有什么增加，但是全国总人口则在不断增加，城市人口之比重便日趋降落。即到明清人口流动相对静止下来，最主要的原因是在全国大范围内已出现人口过剩的现象。由于粮食产量之增加追赶不上人口的快速增殖，余粮率开始缓慢下降，最后终于阻滞了城市化的进程。即从西汉到宋，每人平均粮食占有量在不断上升，但是从南宋开始，则日趋下降。每人平均粮食占有量自然反映余粮率，进一步影响到城市化的进程以及城市人口集中的程度，也就是大城市的规模。经济分析说明过剩人口会形成陷井，并造成恶性循环。《嘉兴府志》卷三四说“田收仅足支民间八月之食”。这种趋势到19世纪中叶已达谷底，城市人口之比重由南宋时之22%降到6%左右。在这同一时间，城市人口不再向大都市集中，几个大都市的规模都比两宋时缩小很多。城市人口反而向农村靠拢，形成江南地区的众多市镇。

    19世纪中叶五口通商以后，城市化进程转入一个崭新的阶段，沿海各大商埠相继开辟，现代化的工业逐渐兴起，再加上政治之不安定，迫使人口向沿海商埠集中。此时，每年都有大量的食粮进口，弥补了国内粮食供应之不足。南宋后长期下降的城市人口比重开始回升，而且回升的速度惊人的快，城市人口的绝对数上升的速度更不止此。这种趋势至今尚在不断进行中。这是中国城市现代化的一页。

5.     各朝都城的兴衰：大都市个案研究

如上所述，中国早期城市的发展以政治因素为主，是由国家财力支撑，并由政府有计划规划建设，以作为政治中心或行政网点。因此早期城市的选址就主要考虑位于辖区中心，便于向外放射形发展；并且要近河川。之后随着自然环境变迁，比如农业产区向南移动，以及政治上诸侯兼并，全国统一，不同的城市基于自己的优势分化发展，比如有些城市商业及手工业的发展使得其商业因素超过了政治上的重要性。但是中国历朝都城的建设却纯粹是政治的考量，比如许多朝代都是建都后才修路，改善交通。秦建都咸阳后修九条秦驰道，唐长安建驿道七线，元大都设水路驿站，宋开封修四条运河。此外中国历史上除了宋朝，其他朝代的都城都是远离农业生产中心，比如唐以后，农业生产中心南移到江南，但是京师却北移，使得需要漕运来支持都城城市人口的粮食供给，都城中只有南宋的临安和明初的南京是例外。因此政治因素主导了都城的兴衰，一旦失去其政策优势，由于其自身发展条件的制约，便人口流失，道路失修，运河淤塞，前朝国都便迅速衰落。但是在众多政治性的都城中，有一个相对例外的城市，就是开封。因为解除了唐代坊市之别与宵禁的制度，北宋汴京（开封）的商业特别发达，其繁荣景象在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一书和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有生动的描绘。总人口在140万，密度达每平方公里1.64万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正因为众多的人口和如此高的人口密度，因此出现了用现在的话所说的“城市病”，比如城门拥堵，火灾频发，疫病传播，水灾侵袭。虽然开封作为首都只有前后168年，但是其都市的繁荣却使得许多城市史学家、经济史学家对其“关爱有加”。 相比于都城随政治因素的大起大落，以商业为主的工商业城市则要相对稳定很多，比如号称“衣被天下”的苏州地区，纯粹靠窑业兴盛的景德镇。

6.     市镇的发展轨迹

在第六章“论中国历史上的市镇”一文中，赵冈从宏观角度阐释了为什么中国的城市化过程与众不同,为何两宋以后市镇兴起而大城市却发展停滞,明清市镇承担了那些大城市不具备的功能。特别是明清时期，人口过剩，使得农民不得不“以副助农”。随着副业如棉纺织业的发展壮大，全国85%的棉布由江南地区直接卖给北方农村居民手中。这么庞大的数量是乡村对乡村的交易，根本就越过了城市，而挟资巨万的布商却愈来愈向农村靠拢。城郡不是货源地，农村才是真正的货源地。于是明清时期在江南地区出现了众多的市镇，作为布商向农户收购产品的聚集点。这也是欧洲从来役有过的现象。

7.     研究方法的启迪

宏观视角的历史整体观，中西城市对比研究

经济史学的相对的定量分析方法

传统中国城市研究历史文献的运用方法

8.     思考：

1)      人口资源、物资自由流动对城乡的意义，“资本”需要流动产生更多的利润，比如全球产业转业，过去是中国国内南北的流动，现在是全球国与国间的流动，未来人口、商品的流动方向是什么，是否会有尽头？

2)      宋和明清的发展路径比较，是发展大城市还是小城镇？宋采用行政手段将人口和资源向城市集中，大城市发展迅速。但是人口过剩后，大都市发展进入瓶颈，江南市镇的农村工业消化了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明清市镇得以迅速发展。未来中国人口的变动对于中国城市的发展又有什么样的影响？现在经济发展享受着人口红利，但是随着生育率减少，总人口减少，中国城市发展的动力来自何方？

3)      中西城市历史发展路径的不同是否启示当今中国的发展不一定是遵循西方城市自工业化以来发展的路径，因而西方城市发展的理论和规划的理念是否适用于中国的土壤，在当今中国不断舶来西方所谓先进理念的同时，是否应该重新审视一下中国城市和乡村发展的历史，进而思考中国城乡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