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增加一点收入，母亲还常常把麦秸、高粱秸卖掉。麦秸要先经分拣整理，一部分可用来编草辫，一部分用来缮屋；高粱秸要挑选直溜的，去掉叶子，每100棵捆作一梱，作编蓆材料。到集上出卖时，只带样品，待与买家谈妥后，先收一部分定钱，让买家来家取货。我们没有运输能力，不能送货到门。这样要少卖一些钱。

  卖掉秸秆后，全年柴火就不够烧的了，那就只能靠拾草来解决。

常年缺草烧的日子，一直延续了很久。我的儿子从小在老家生活，9岁时回到城里，每逢出门回来都要捡回一把人们丢弃的冰棍棍，准备带回老家当柴烧。我的母亲直到现在，脑子里还盘旋着粮草问题。她常跟我说，如果我们回老家就住三妹家—他们家不缺粮食不缺草。其实，现在老家也用燃气或煤做饭，作物秸秆堆在路边，无人问津。

  刚分家时，母亲还买过几只小鸡，小鸡长大后才发现只有一只母鸡，而且个子特别小，但牠却特别能生蛋，每天一个，常年不歇。牠生的蛋当然也很小，只比鸽子蛋稍大一点。这样的鸡蛋，自己家也舍不得吃，母亲要我拿到集上卖，当然价钱也低。我记得小时候只是在生病咳嗽的时候，母亲才用一点油煎一个鸡蛋给吃。

  再有一个维持生计的途径，就是赶集卖破烂。我到大集卖过父亲用过的旧书。记得有一次赶集，中午我随邻居到小饭店花一角钱买了一碗大米干饭（白饭）吃了。那米饭，那个香，让我记了大半辈子。直到现在，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每逢吃米饭，总要先淡口吃几口，品尝着米饭的香味，眼前立刻出现了家乡小饭馆热气腾腾的景象。

  那时候，我特别羡慕靠技术或靠体力挣钱的人。

  终于，有了一个机会，本村当教员的东的母亲，要雇人把坡里的高粱秸运回家。我和盼吉、广福、盘柱承揽了这个活儿。完工后，我们每人分得5角钱。这是我的第一份工资。我的“工友”，盼吉和广福后来随家人去了北大荒支边，听人说盼吉已病故。盘柱在70年代，不慎滑入家乡水库，溺水而亡。不知广福现在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