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初，我的朋友Y先生，被从机关派到所属某校当校长。按常规，这应是领导机关的重用，该是春风得意的样子，而他总是愁眉紧锁。

  该校校舍狭小，教工亟盼改善，上级也很关怀，此前几经努力，终于划一占地较大的工厂给了学校。但学校迟迟未能搬迁。Y的到来，教工普遍认为搬迁在即，因为他们知道Y在机关时，是支持搬迁的。可是，他们的心眼儿里并不支持这个方案。一是因为他们中大多数的家或家属的工作单位在原址附近，工厂离原校址太远，工作、生活不方便；二是他们认为，学校无力帮助工厂克服困难，工厂的职工是不会接纳学校的。有的老师打算调往别的单位。

  Y刚到任，就先到那工厂了解情况，听取工人的意见。工厂多年亏损，职工的工资欠发，医药费不能报销，已经资不抵债。这些情况，在机关工作时他就知道了。但是屁股挪了地方，他的 “脑袋”立马转变了——他清醒地认识到，现在搬迁有悖民心。

  回到学校，Y觉得当务之急是稳定教职工的情绪，而教职工最关心的是搬迁。搬，不搬？在上级改变决定前，他不能擅自改变；但他一定要表个态度。他积极向上级反映情况。这时他见到教学楼的一面窗户西晒，没有防晒设施。虽然还没有到夏季，他马上要行政科为每一个西晒的窗户装配遮阳罩。细心的老师见了，立即明白，学校不会马上搬了。

  后来，在上级支持下，工厂得到了妥善处理，学校校舍也扩大了。

  看来，民心工程必须和人民站在一起设计，施工，才会成功；坐在机关里搞，有时，差之丝毫，谬之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