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学在胶东农村。她创建于1930年。50年代初就在北京戏校工作的王誉之先生，是她最早的一任校长。上世纪30年代中期，学校有9位老师，其中5位是中共党员，包括家父在内。

很惭愧，我不记得我上学的启蒙老师是哪一位，也不记得最初一起入学的人都有谁，只记得我第一回入学时很小，是本家的哥哥带我去的。当时环境较乱，上学不能按部就班，时断时续。后来比较正规上学了，是在一所叫大北屋的民房内，复式班。新来的老师叫陈红吉。20多岁，中等个儿，红黑的面色，可能因为上火，嘴角起着泡。他在黑板上写下自己名字，把“红”读作“heng”。

   那时我们每天要写大仿。买来元书纸，对开裁了，再对摺，订起来成仿本。在学校写仿，要带砚台`墨和水。写什么字任选。我用的字帖是〈玄秘塔〉，不懂是什么版印刷的，只记得纸很粗，很厚。在教室午睡时，我曾把它卷起来当枕头用。它后来在“文革”中 被自家人烧掉了。

   我们写作业用的是铅笔，或蘸水笔，还有人用子弹壳自制的钢笔，只有一人有真钢笔。有一天那钢笔被人偷走。陈老师把教导主任王华民老师请来破案。不记得他是不是先对同学进行过正面教育，只记得他提着在炉子上烧过水的铁壶，让大家排队，逐一到他面前用手触摸壶底，声称经他作法，偷钢笔的人手指会被染黑。实际，他是藉此察言观色。第二天，那支钢笔被分解开，扔在学校旁边的麦田里。王老师的办法是成功了，但全班无辜的同学都作了一次陪绑，跟着担惊受怕。

   我上二年级时不再复式编班，但教室在外村。我们下学时要排成一路纵队，排头外号叫“臭吉善”，年龄比我们大。他要我们按他的口令走齐，“一二一，一二一”，走着，走着，他突然向后一退，后面的人猝不及防，一溜儿坐在地上，应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他却很有成就感，仰天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