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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文笔优美，联想丰富，作者对民初盛京八景的遴选者金梁选定东塔春耕的心理进行剖析，最后得出结论：“寻找一个安定的后花园，让自己的灵魂不至于流离失所……实在不行了，那就回乡做一个农民好了，金梁或许会有这样的想法，而这种想法也是众多为官者最终的归宿。”

 作者还说，“一个春日的午后，他站在东塔之下，向东面的广阔田野望去，只见树叶泛着新绿，人们在田垄间劳作，一派欣欣向荣的喜人景象。‘东塔春耕’不见得美丽动人，也不太可能波澜壮阔，但它就像时下流行的农家游……”我想，作者可能没读到或没有注意到金梁给“东塔春耕”一景的按语吧？金梁写道：东塔农事试验场，绿野春耕，别样风景。

 你看，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耕，别样风景指什么呢？肯定不是人扶犁杖牛（或者马）驾辕的那种农耕，而且肯定不是仅仅种些苞米、高粱什么的，试验场不是“两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那种小农经济结构——那样的结构没有哪个学者会把它列入古城景观中的，因为它一点也不新颖，用市场学的话讲：没有卖点。

 东塔在这里也不是卖点，是因为有了试验场，东塔才起到了地标的作用，就像我们少年时说七中商店一样，七中和那个商店没有隶属关系，但它对方位的确定很重要，很有用。所以金梁在这一景的按语中，并没有渲染试验场和东塔的互为映衬，因为它们没有这种必然的联系。再直白一点说，金先生就是想说试验场。这个以东塔为中心的农业试验场，一直延伸到五里桥和八里堡一带，收买官民地一千五百八十八亩，分别划作苗圃、农产、园艺、畜牧、蚕桑各作业区，并设有农林学堂，专门做各种农业试验。

 奉天农事试验场是晚清政府对中国农业科技近代化所做的努力，到民初，已经很有规模。在当时，除北京国立农事试验场外，山东、保定、江西等农事试验场也相继建立。在关外，则有奉天省立试验场，占地1200亩。这些试验场的科技项目大都来自日本改造过的西方农业模式，本土化的问题便很自然地浮现出来。

 但这一点也不影响它作为盛京的一个新的景观，因为正如金梁所说，它是别样风景。金梁与时俱进的景观筛选，丰富了盛京八景的文化构成。那么“东塔春耕”的别样具体表现在哪里呢？首先是物种。如前文所说，这里不仅仅种玉米——当然玉米是重要的改良品种。试验场1906年4月建立之始，便从美国引进玉米优良品种14种，次年引进各国牧草37种。

 然后是农机，农机的引进，才是东塔春耕别样风景的核心。试验场先后从美国和日本引进了各种犁耙、刈草机、刈麦机，还有玉米播种机、自束机和脱粒机。这就涉及到春耕之外的夏锄和秋收。所以闲人认为，“东塔春耕”中的“春耕”，就像那时人们说的丝房，已经不是字面上的本意，它涵盖了整个试验场春华秋实的四季复始。

 如果不是这样，我们设想一下，一马平川的东塔一带，春耕的景色好看吗？沈阳春耕时节，大地一片土黄，不是金梁在按语中所说的绿野春耕，这样的景色江南才有。金梁在这里，不过是一种文学性的渲染而已。别样风景是各种农机的出现和亚麻、牧草等农作物的亮相——而且这一切，都是一种田间试验，是为了研究成果而编织出的一片农事景色。

 这样，“东塔春耕”不但有别于以往盛京八景的文化要求，而且它的“春耕”更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户开犁，它是一个科研机构、农业教育基地。因而随它而诞生的，还有奉天农业学堂。具体一点说，它绝非是各家农户扶犁杖、甩鞭子、培垄、刨坑、点种那种农耕，也不是夕阳炊烟、碾子磨盘、鸡鸭鹅狗的那种农家风光。

 近代农业科技的引进，标志着关外和关内一样，落后的近代农业开始了艰难的探索。到北洋军阀时期，也就是民初，奉天农事试验场已经在农作物的种植上，取得了一定的试验成果。也正是这个时期，金梁将东塔农事试验场选入盛京新八景。另外，从金梁的履历上看，他在辛亥之后，继续为官，并没有归隐什么田舍，做什么农民。

 总之，金梁青睐的农耕，和东塔无关，和归隐更无关。当然，苍老的古塔和近代农耕融为一景，也不失为一种很有审美价值的视觉传达，但这不是金梁要阐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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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梁（1881—1965）满族正白旗瓜尔佳氏，

清末进士，封为内务府大臣，同时做皇帝的

侍读，少保头衔。1925年冯玉祥逼宫时走出

红墙住司法部街，没有多久携家去沈阳。当

时赵尔巽为总督，金梁任东三省巡视使，张

作霖死时金已改任沈阳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

曾做张大帅府上的家庭教师，教张学良3年，

抗战前他勤奋著书立说，著有：《光宣小记》、

《四朝佚文》、《瓜府述异》、《近世人物志》

等书，自费由“大公报”印刷，公开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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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验场绝非是各家农户扶犁杖、甩鞭子、培垄、刨坑、点种那种农耕，也不是夕阳

炊烟、碾子磨盘、鸡鸭鹅狗的那种农家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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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振先，（１８８７－１９３８），字铎士。

　清末民初政治家、农业经济学家。曾任奉天

　农事试验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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