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和杨煎饼铺的位置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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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煎饼铺在我居住的马家大院斜对个路南，也就是出了院门，将头扭向东边就看到它了。但它没有地标式的建筑，就是一趟坐北朝南的青砖小平房中的一间（或者两间）。说它是小平房，是因为它比我们住的青砖平房要矮许多。在这趟小平房西边把角，有一座更小的青砖小屋，就是厕所。这样的厕所，是那时城市民居的普遍构成方式。

对这里有记忆，是在5岁之后吧，因为吃着煎饼的时候，记住了大人嘴边常说的杨煎饼铺。再大一些，便从煎饼铺后墙的小窗子朝里看，便看到了一头小毛驴，眼睛上蒙着一块布，围着磨盘绕圈圈。磨盘轰轰地响着，拉出的面来令我们非常好奇和兴奋。而另一边，就是煎饼鏊子，摊煎饼的人挥汗如雨地在鏊子上划圈儿……

杨煎饼铺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当然就是说它本身，而广义，是指这趟平房和整个院子。这院子大约住着两到三户，屋前从东到西都是菜地，应季蔬菜蓬蓬勃勃，令五、六岁的我们看着就眼馋，因为这些蔬菜丛中，总有蝴蝶和蜻蜓！但最令我们好奇的，是菜地里那杆压井，那时我们叫它洋井。

这口井使这里有了和其他院落明显不同的田园风光，尽管那时院落里种菜的很多，但有压井、毛驴和磨盘的，毕竟越来越少，所以对于我们小孩子来说，一种到了乡下的感觉就产生了。那时在我们的印象中，浑河一带就是乡下，我们的感觉，就是杨家煎饼铺像浑河那边。其实这是一种错觉，那时乡下大多还没有压井。

当我以羡慕的语气和母亲说起这口井时，母亲说，这口井里的水不能喝，是苦的，只能浇菜地和洗衣服用。哦……我有些失望地点头。这使我再看到那口井，便觉得它既可惜又可怜，因为我从未看到院子里的人用过它，它孤零零地站在菜地里，最后，也就是我上学的时候，它已经浑身锈蚀了。

杨煎饼铺的煎饼摊到1959年，随着60年的来临，它就无声无息地歇业了。但院子里的菜地还在种，而且增添了粮食作物：苞米，看管得更加严密，以防偷窃。因为城里的榆树许多已经被剥皮了，苞米地不严管还行？但一点不丢是不可能的，因为人们都饿疯了。奉天城自打建成以来从未这么饿过人啊！就是发大水那年，还有粥棚放粥啊，现在，什么都没有了，粮站都没有粮了……

杨煎饼铺再也没有开业，那头小毛驴也不知道去了哪里，那口压井孤零零地立在菜地里。再也没有从那低矮的平房北窗口飘出的水蒸气了，再也没有了磨盘那轰隆隆的声音了，再也没有了煎饼料在鏊子上发出了刺啦刺啦的声音了。它的主人，就是这家的户主，老杨头，常常站在菜地前，望着菜地出神，也不知他想起了什么。

他越来越老，终于有一天，被一个蹬三轮车的送了回来——他迷路了，不知道怎样走回热闹路，怎样走回他的煎饼铺了。我清晰的记得，那个蹬三轮的好心人被杨家人一谢再谢，也清晰地记得，老杨头一脸的漠然和呆滞。原来人老了，会这样啊，我想。

我所以能碰巧看到这一切，是因为杨煎饼铺这趟平房的东山墙边，有一根电线杠子，这根电线杠子斜栓着一根拉得很直的多股的钢丝绳，它便成了我经常攀爬的最佳玩具，也可以说是训练器材。当然，在这里攀爬的不止我一个，几个发小都在的，而且还有比赛，赢piaji的。

随着岁月的更迭，杨煎饼铺只剩下一个名字了，而且和60后的孩子交流时，这个称谓对他们来说已经不能使用。只有我们50后以上的人凑在一起，才能很自然地常常说到：杨煎饼铺对面、杨煎饼铺墙边、杨煎饼铺头一家……等等。

杨煎饼铺临街的那面墙越来越破，到七十年代中期，它的所有砖缝都开始镂空，大部分砖块已经秃角；常年的背阴，使它的墙面上一到夏季便长出厚厚的暗绿色的青苔，个头极大的潮虫从砖墙的缝隙里爬进爬出，偶尔，也会有蟋蟀的振翼声从这里传出，引得我们去抓。

1990年，我来到这里，文华里已经变成文华小区，新起的楼群摧毁了我儿时旧居的所有痕迹，我向东望去，哦，杨煎饼铺的老屋还在，更加破败，随时就要拆迁了吧？我特意走过去，抚摸着那秃角的青砖，耳边仿佛又响起，磨盘那轰隆隆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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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圈处为杨煎饼铺实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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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网上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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