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视电影《划痕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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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轻时投稿,总是带着一种期待和亢奋。当信封穿过邮筒的缝隙,无声地滑落到底部的时候,心中的期冀也油然而生。但在自己的文字频频见诸报端后,这种亢奋和期待几乎没有了。因为知道了编辑部里那用麻袋承装的弃用稿件堆满了走廊,知道了一篇稿件的刊用与否有着太多太多的不确定因素,有着太多太多的题材、主题、深度、角度、文笔、结构的制约。
所以到了中年以后,投稿几乎成为一种接听电话似的平常行为。
1997年,在被一家广告公司邀请搞一个产品推广策划时,辽宁电视台的李百鸣对我说,金哥,我知道你还在沈阳。我说,你怎么知道的?前几天我看到《大众电影》上有你的一篇文章啊。我愣了楞,说,哦,想起来了,我前几个月投过一篇稿子。
我确确实实已经忘记了。《大众电影》开辟了“影迷天地”专栏,我一时兴起,便写了一篇短文《“钓鱼”》,投了过去,投完我就忘记了,因为那篇稿子太短了,写得太快了,40分钟完成的东西,很快便忘掉了。我连忙到报刊亭查阅,果然,在《大众电影》第8期上发表了——可稿费怎么还不来呀?如今的刊物彻底堕落了,以前,作者的文章一旦通过,编辑会先寄来采用通知,并告诉你将发表在第几期。而且在出刊后,会给你寄来两本样书;如果是报纸,会寄来报样。如今,通知没有,样书没有,稿费总得给吧?切!
还行,一周后,稿费来了,但样书没有,只好自己买一本。一本5块,这样,60块的稿费转眼间就变成了55块了。但我还是对《大众电影》心存感激,毕竟这是国家级刊物,毕竟我是第一次往此刊投稿,毕竟,用赵本山的话讲,毕竟,毕竟了。
2000年,我写了一篇小说《纸折的小飞机》,投寄到广西《红豆杂志》。几个月后,又被我忘到了脑后,所以直到01年,我接到办公室的电话,啊了半天,才想起这篇已经投寄出近半年的稿子。《红豆》令我感动,有样书(两本)、有稿酬(废话!),而且是第一次向《红豆》投稿,而且是在投寄4个月后发表的。所以一直想为《红豆》再写一篇有点质量的小说,可惜始终未能下笔,因为没有好的构思。
2005年,为纪念中国电影百年华诞,《大众电影》又开辟了主题专栏。我又是一时兴起,把自己写的《百年拷贝世纪回眸》中,“新中国电影第一吻”一段摘编下来,寄了出去。这篇稿子比较长,所以我告诫自己,别忘了。但后来一忙,还是给忘了。这一年8月的某一天夜里,我在网上浏览时,突然发现十分熟悉的文字,接着我就看见了自己的名字——天,我这篇稿子已经发表了,我还一点不知道呢!
次日,我便打电话给在省电影公司工作的朋友,托他帮我找到第九期。接着我就直奔太原街邮局——那里的书刊最全。万幸,第九期还剩最后一本!我立刻打手机告诉省电影公司的朋友,不要找了,我买到了!朋友说,金老师,谢谢你了,你知道翻一本杂志要多费事吗……
次日,我便打长途给《大众电影》:我是金作人,《新中国电影第一吻》的作者,稿酬为何迟迟不到?哦,负责稿酬的同志最近出差了,对不起,您放心,没有问题的。确实没有问题,第3天,办公室小阎来了电话:金老师,稿费来了!
用冯小刚的话讲,一声叹息。
2001年9月12日,我在北京的街头浏览着书包摊上各家报纸对“9·11”事件的报道时,习惯性地买了我每期不拉《小说月报》。月报上一则长影关于电影文学剧本征稿的启事,被我认真地阅读了。当我坐在回沈阳的列车上时,看着窗外飞快掠过的田野和城市,向电影冲击的构想已经确立下来。
第一个剧本《青春无罪》,历时一个多月的时间完成后,便投寄给长影。很快,长影回信收到,并告知已经编号待审。02年元旦,寄来了贺年卡,2月,编辑老师的电话打到我的手机里。但几次沟通后,剧本最终还是搁浅了。
3月,第二个剧本《1972年的电影》(即现在的《划痕的岁月》开始拟定提纲,4月上机撰写,6月完稿。投寄到万科影视,很快,万科影视一个女性打来电话:您的文笔非常好,十分感谢您的支持,但我们目前没有拍摄此类题材的计划,还希望继续得到您支持。能把稿子退给我吗?没问题,没问题!几天后,剧本退回,上面夹着一个精致的曲别针——到底是大公司,干啥都透着一种大家礼数!
年底,我将剧本交给一个影视界的朋友,送到北京坤金影视公司,由此公司送投央视电影频道节目中心。中心的编辑看了片名便扔到一边:文革题材不能立项!坤金的人说,您看一遍好吗?剧本终于收下。2003年,中心文学编辑钟大丰来电,传达了责任编辑的意见,我又开始了修改,名字改为《非常年代》。7月,导演来电,开始沟通;8月,责任编辑姜卫来电,向我表示祝贺:剧本通过,已经立项。11月,剧本在鞍山进行外景拍摄。同月,央视6频道对此进行了报道。涂经纬在屏幕上告诉我,《非常年代》正在紧张的拍摄中……
这一年,我50周岁。
好了,能给自己一个交代了,我青年时代的文学梦和电影梦都有了结果,尽管这果实很小很青涩,但毕竟没有绝收。
2004年9月2日,《划痕的岁月》在央视6频道黄金时段播出。
1992年9月2日,我停薪留职离开吉化,回沈打拼,进入一个草台班子的电视剧组。
整整12年,一个属相的轮回。
十分怀念投稿的日子,那是文学现状的表层,更是文学繁荣的镜像。
从灵感跳出到构思情节,从结构搭建到文笔润色,最后,装入信封,贴好邮票——对了,隐约记得,文革中和文革前,投稿似乎可以不贴邮票的——嚓——信封落入黑洞洞的邮筒。剩下的时间,就是等待和和猜想。最后是和投寄时一样厚的信封出现在收发室窗口;或者是一个薄薄的信封——这大多是稿件已经被采用,信封里只有一张薄薄的专用信笺:上面写着:金作人同志,您的作品《××》已经被采用,将发表在××年第××期。希望继续支持本刊。祝艺祺!
此时的心情用愉悦来形容是远远不够的。20年前,西方曾经举行过一次“最快乐的10件事”的评选,评选结果是,其中7件与创造性的劳动有关。我记忆最深的一件是:画家完成了自己的画作后,一边吹着口哨一边欣赏自己的画作……
在原单位工作时,曾经对搞宣传的一些哥们儿和同事说过:如果你们这样干到退休,你们的孩子问你,爸爸,您给自己留下了什么?你们怎么回答?我的意思是,哪怕你只发表了一首五言绝句,这20个字也是你的心声,你的作品,你无愧于自己。
很长时间没有投稿了,真希望有一天,文学又繁荣起来,许多人又都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以自己投身文学为荣,纷纷坐到电脑前,不再是仅仅进QQ聊天或者偷菜,而是把自己深刻的甚至比较幼稚的思想,真实而感性地敲出来,变成一缕清泉,汇成河流,洗涤一下我们这个日渐污浊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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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在发稿时,把标题加上了“我看”二字,实在是画蛇添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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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还有一些小刊物仍然秉承良好的传统:这是给我的用稿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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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每接到稿酬单,都把附言撕下来,成为一种习惯,现在看看它们,很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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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附言,记录了我投稿生涯的一个个脚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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