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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投稿是在1970年的大年三十晚上。

    刚刚开过了忆苦思甜会，肚子里的野菜和棒子面正在被我们十六七岁的胃口一点点地消化着，班主任张老师就找到我：赶紧写个稿子，投到沈阳日报，这是校革委会的指示！

    我便开始写稿，主题大致是，迎新春之际，我们要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写过后张老师改了几个地方，我就和另一个同学顶着严寒，去了沈阳日报社。

    早就没人了，收发室老人漠然地说，就放这吧。我记忆中最清晰的是收发室里那昏黄的灯光和老人那模糊的脸。但很兴奋，想到自己的文字能够进入沈阳日报，能够让编辑们一字字地阅读，甚至变成铅字，那种亢奋是很真实又很幼稚的。那几天，我非常勤快地翻阅每天的沈阳日报，渴望自己的文字变成铅字。几天后，我和张老师说，没登啊！张老师笑了，她说，金作人啊，我去年写个稿子，只用了两行。我顿时惭愧起来，人家老师的稿子才用了两行，我算什么呀！

    1975年，已经插队的我给当时的《吉林文艺》投了篇稿子。不久，我便收到许多编辑部寄来的关于写作的资料等——当然稿子没有刊用。这极大地激励了我的写作热情，你想啊，一个堂堂的省级文学刊物，给你一个小知青免费邮寄学习材料，多大的面子啊，多大的荣誉啊！于是更加疯狂地写，投。于是编辑部更加热情地寄来一批批资料——当谈，稿子照样没有刊用。

    到1978年我入厂后，写作和投稿仍然在继续。

    那时，退稿是很正规的制度，每次退稿，都附有一张打印的退稿笺，作者的名字是空着的，供编辑填写。于是我的名字便多次挤进了空格处：金作人同志，你的小说《×××》我们已经拜读，经研究不拟刊用了。感谢您对刊物的支持，还希望您继续支持我们的工作。然后是编辑部的大名和印章。于是丙五楼收发室的窗口内经常会看到浅褐色的、落款为《作家》、《鸭绿江》等杂志社给我的退稿。收到退稿的心情自然是颓丧的，除此之外还要承受外人异样的目光和窃窃私语。在我们中国大陆，你一年到头无所事事也没人会笑话你，但如果你说自己在写小说，而且还往报刊杂志投稿，那就是罪人了。

    有一天我下班时，看到收发室里的窗口玻璃上，又立着一个《作家》杂志社的大信封，收信人的名字是：《渴》的作者收。哈哈，我猛然想起，这份稿子我忘记了写上自己的大名！于是我对孙姨说，这个肯定是我的。

    我写的仍然是小说，是写文革年代人们看不到书的故事。编辑在我的稿件上用笔像脂砚斋批注红楼梦似的批道：

    构思基本可取；

    行文啰嗦；

    欠生活基础；

    此处描写不准确；

    建议重新修改。

    申世良和赵洪奎都看了我这篇小说以及编辑的修改意见。申世良对我同时也是对自己说：写，疯狂地写！申世良搞文学创作也有几年了，也一直没有发表处女作。唉，哪怕就是在市级报刊上发几行字，也没白喜欢文学一回，他说。

    我进行了认真的修改，然后寄出去。我想，这次应该差不多了，应该了。不久，稿子又回来了，编辑在信中加上标点一共说了8个字：修改不大，退稿。

    我决定，搁笔；补课，沉下心来读书。

    80年代到来了，我进入了中年。1984年，我开始参加汉语言文学的自学考试，1987年获得毕业证书。

    也就是这一年，我开始给吉化内部报纸《吉化报》投稿。那一时期，在车间，在厂子，金作人投稿几乎已经成为一个成语：屡投不中。水汽车间王玉明，也是屡投不中的一个。有一天，我说，我给你一个素材，估计能中。他听完后叫起来，太好了！你真不写？我说，不写，你写吧。不久，我的素材变成了他的处女作，发表在《江城日报》上。从此，他一发不可收，一篇接一篇的微型小说出现在报刊上。所以王玉明总是觉得欠我一个人情，我却觉得这实在没有什么。也就在这一年，我开始兼职摄影，挎着玛米亚ZM，满世界乱窜。一天中午，我从江南抓拍归来的路上，看到江边一个中年人坐在江畔看书，他的自行车停在江堤上，我透过自行车的前车圈，他便处于车条辐射中心的位置了。我按动了快门，并同时想好了片名：中午时光。冲洗出来后，是剪影效果，我觉得可以，便投到吉林市办的《青年科学报》上。一周以后，接到了报样和稿酬单：人民币5元。

    这是我的处女作，但很遗憾，不是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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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我就往这里投稿。（图片来自网上）

2

用玛米亚ZM、50标头抓拍的一张照片，成为我的处女作。

3

1989年4月，在天安门纪念碑前抓拍的在纪念碑负责警卫的一个战士。

此时，他正在看碑上的浮雕。

4

1987年10月，在天安门纪念碑前抓拍的一个女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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