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载中…吴昌硕与郑孝胥交往考述
(2015-03-23 11: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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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孝胥吴昌硕交往杭州书法 |
分类： 小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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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吴昌硕与郑孝胥是近代书法史上的重要人物。通过考察《郑孝胥日记》中对吴昌硕的零散记载，包括诗文、书画、篆刻等评价；润例；日常社会活动；身体状况等。从中可以梳理出郑孝胥对吴昌硕认识的变化，并可得知已佚的吴昌硕篆刻润格。本文根据以上记载进行考察，以期还原出吴、郑交往的状况。对于还原史实，研究当时对吴昌硕的评价以及人际交往关系都有必要的意义。
【关键词】：吴昌硕
郑孝胥(1860—1938)，字苏戡(苏堪、苏勘、苏龛），一字太夷，号海藏、夜起庵主，福建闽县人（今属福州市）。曾任清政府驻神户、大阪总领事，张之洞幕府“总文案”，广西边防事物大臣，预备立宪公会会长等。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落水”，出任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同时又是清末“同光体”诗派领袖，著有《海藏楼诗集》。书法亦名重一时。郑孝胥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第一次见到吴昌硕诗集及印谱至民国十六年（1927）最后一次与吴昌硕晤面，通过检索《郑孝胥日记》（一下简称<日记>），可以大致还原出吴、郑三十多年中交往的概况。
一．初次交往：“诗浅俗，印尚可，然未尽典雅。”
光绪二十一年（1895），郑孝胥在北京有短暂的盘桓。9月27日郑孝胥在寓馆中见到友人吴保初（彦复）送来的吴昌硕印谱及《缶庐诗》，郑孝胥给出“诗浅俗，印尚可，然未尽典雅”的评价。［1］此时吴、郑并未谋面，而朋友骤然送来吴昌硕的著作实有其必然性。
吴昌硕虽长郑孝胥十六岁，但在当时郑孝胥的社会地位以及诗坛地位却要远远高于吴昌硕。郑孝胥不仅是张之洞幕府“总文案”同时还是“同光体”诗派的领袖，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而此时的吴昌硕已逾“知天命”之年并仍在为维持全家生计奔波。因而鬻艺、课馆、游幕和捐官等成为其生活的必要手段。吴昌硕在自题《酸寒尉》诗中言：“……怵惕强支吾，垂手身躯偻。朝食嗟未饱，卓卓日当午。中年类衰老，腰脚苦酸楚。”［2］从这种自嘲中大致可以真实地反映出吴昌硕生活的状况。在郑孝胥见到吴昌硕著作的前一年（1894），吴昌硕曾带着自己的印谱和诗集拜谒过翁同龢，实际上是去走读书人干谒朱紫的老路。将著述作为自己的“名片”推荐至显贵处以获得期许或晋身是古来就有的一种行为。翁同龢对吴昌硕印象虽不恶，但对吴昌硕远赴帝都的目的，似乎并没有何种助益。［3］本年夏秋之际，吴昌硕追随吴大澂北上度辽御日，也已失败告终。旧传统里的入仕做官、建功立业均属读书人共有的理想和目标，所以吴昌硕也无可回避这种现实状况。那么，吴昌硕将自己的著作呈托当时有较高社会地位的人自然符合常情，亦可算作人际交往的必要手段。
吴昌硕自谓“三十学诗”，虽有自谦的成分，但综合其当时自身修养以及早岁来看，少遭丧乱饱受风霜，功名仅中秀才，虽然曾拜入俞樾门下，收益亦不大。而郑孝胥早年接受过良好的家学教育，二十二岁中解元，与同乡陈衍、陈宝琛等标榜“同光体”诗歌，属“清苍幽峭”一派领袖。那么吴昌硕诗作不被向以诗自负的郑孝胥见赏也在情理之中。在此后的吴、郑交往中，吴昌硕曾多次以诗向郑孝胥请益。
郑孝胥对吴昌硕篆刻的评价比诗略高，“印尚可，然未尽典雅”之评是出于郑孝胥自己对篆刻的理解和依据当时社会普遍流行的印风来着眼的。首先，郑孝胥早年能篆刻，虽然后来受叔祖影响放弃了，但郑氏并非不懂篆刻，且应有一定之鉴赏水平。其次，吴昌硕篆刻所呈现出与人不同的创造性在当时不太被一般人所接受。吴昌硕在此之前就曾言：
余少好篆刻，师心自用，都不中程度，今十数年来于退楼老人许见所藏秦汉印，浑古朴茂，心窃仪之，每一奏刀，若于神会，自谓进于道矣，然以赠人或不免訾议，则执之易工也如此。［4］
可见郑孝胥对吴昌硕篆刻“未尽典雅”之评属于普遍性的审美眼光，其后的交往中，随着交往的深入和全面，郑孝胥对吴昌硕的篆刻有非常大的改观。
二．“每字一金”：吴昌硕1903年篆刻润格
目前能够知道的吴昌硕早期润格有两例。最早的一例是杨岘在光绪十六年（1890）为吴昌硕代订的《缶庐润目》，第二例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吴昌硕自己订制的润例，但这份润例的具体润目已不能得见。通过郑孝胥《日记》中的记载，我们仅能得知吴昌硕此时的篆刻润格为“每字一金”。
光绪二十九年（1903），郑孝胥对吴昌硕篆刻的认识发生了转变。《日记》载：“自取图章至九华堂纸店，使吴昌硕、于啸仙刻之。”［5］很显然这是郑孝胥主动按润请吴昌硕为其刻印。自光绪二十一年（1895）至二十九年（1903）八年间郑孝胥对吴昌硕篆刻认识的改变自有其原因。首先，吴昌硕自身艺术的精进以及社会影响的扩大从不同程度会影响到郑孝胥。其次，罗振玉、汪康年均与吴、郑交好，同属一个交游圈之内郑孝胥对吴昌硕的认识必然也会有影响。
数日后，郑孝胥取回吴昌硕所刻印章。《日记》载：“取归吴昌硕所刻印三枚，每字一金。”［6］“每字一金”是吴昌硕的篆刻润格。在此十三年前杨岘所订《缶庐润目》中的吴昌硕篆刻润格为“石章，每字六角”。［7］“一金”并不是当时通行的货币单位，而是文人约定俗成的称法。“一金”则为一块银圆，如李瑞清的润目皆以“金”计，并随后附注“凡曰一金作银一元”。［8］ 郑孝胥《日记》中的记载对于考察吴昌硕润格的前后变化有不可忽视的史料价值。
三．吴昌硕与郑孝胥交往中的诗翰酬酢
郑孝胥于清末在上海筑海藏楼为立身之所，此时吴昌硕亦往沪上鬻艺。宣统二年（1910），吴昌硕与朋友诸宗元拜访郑孝胥。《日记》载：“廉惠卿、诸贞壮、吴仓硕至海藏楼，不遇。”［9］吴昌硕作《与诸贞壮访海藏楼不值》诗云：
贞壮与我如駏蛩，楼下踟蹰游心胸。何以仰此挟沧海，再欲得者癡蛟龙。诗才展若野花绣，墨汁饮合村醪镕。主人忘归且寄目，落日摇荡青芙蓉。［10］
郑孝胥归后作《诸贞壮吴仓硕见访不遇》酬答：
闭门只有竹千芉，题凤人过晚日寒。正恐时艰妨寂寞，欲论旧学苦哀残。缶庐书翰推三绝，贞壮诗篇感百端。他日高楼须画本，二君合作试求看。［11］
诗中所云“缶庐书翰推三绝”，与后世对吴昌硕“四绝”的评价不同，可以反映出郑孝胥对吴昌硕的诗有与后世不同的评价标准——其更着眼于吴昌硕书画家的身份。同年8月，吴昌硕携子吴东迈来拜访郑孝胥。《日记》载：
吴仓硕及其子东迈来，赠余访海藏楼诗一首，且云，《海藏楼图》已画就，交诸贞壮转致矣。见其新刻《缶庐印存》，皆选诸子隽语，极可喜。［12］
吴昌硕为郑孝胥绘制《海藏楼图》是本于前面郑孝胥在诗中“他日高楼须画本”的请求，这幅《海藏楼图》郑孝胥十分珍爱，曾托裱成手卷，并请陈衍、赵熙、胡思敬作题跋，（日记1314页）直至伪满时期一直带在身边。吴昌硕曾有《海藏楼赠太夷》，诗云：
楼吞沧海潮呜咽，竹扫黄尘径浅深。铭井秋泉流滑滑，勒崖古隶气森森。屐犹未折围棋劫，菜果能肥抱瓮心。天籁和诗吾却步，漫横荣启一张琴。［13］
借助吴诗可以反映出当时郑孝胥海藏楼的状况。民国四年（1915）岁末，《日记》载：“吴昌硕来，携诗卷求余作序，并乞书联。”［14］郑孝胥应吴昌硕请求为其《缶庐集》作序云：
……缶庐先生诗格劲秀，比更世乱，节操凛然，近年所作，旷逸纵横，有加于昔。言为心声，岂不信哉？先生书画篆刻名重一时，后世当列之傅青主、万年少之俦，至其诗之老而益进，譬则菊之淩秋而黄、枫之经霜而丹也，此岂与寻章摘句、嘲风弄月者同日而语哉？［15］
“有加于昔”当是本于早期印象——“诗浅俗”而言的。吴昌硕随年齿渐增晚年诗作在郑孝胥看来无疑有“老而益进”的风姿。吴昌硕在《何子贞太史书册郑苏堪题诗于后》中曾盛赞郑孝胥诗云：
蝯叟笔势高崆峒，寸莛若撞闇巨钟。一亭乞题意弥古，谓可媲美苏堪翁。苏堪长江君汉水，遇之大海同朝宗。苏堪之诗吾仰止，未敢驰骤一闲耳。……［16］
基于对郑孝胥之诗的仰慕，吴昌硕每向其请益，并在自己生日时常求郑孝胥作诗添雅：
……座中晤吴仓硕，写诗示余。吴笔墨文字甚有俊气，年七十矣。（1912年11月10日）
录诗一幅，将以贻吴仓硕。（1912年11月13日）
夏剑丞、诸贞壮来。贞壮示吴仓硕四诗。（1913年2月9日）
仓硕八月初一日七十初度，求余作诗。（1913年8月31日）
过诸贞壮、吴仓硕，仓硕示诗稿，（1914年10月18日）
过吴昌硕，观其诗稿半本；（1918年6月5日）
吴昌硕父子来，示所作《重游泮宫》诗二首，吴今年七十六矣。（1919年4月1日）
又过吴昌硕，为作《重游泮宫》诗，因以遗之。（1919年4月19日）
吴东迈来，昌硕以中年所画小手卷求余题诗。（1921年8月22日）
作《吴昌硕七十九岁生日》诗。（1922年9月18日）
九华堂裱一联，将送吴昌硕生日。（1923年9月10日）［17］
民国四年（1915）六月，吴昌硕访得从祖吴应奎《读书楼诗集》，【图1】民国五年（1916），又访得十一世从祖吴稼证所撰《玄盖副草》，【图2】付梓之际尽由郑孝胥题签，可见其对郑孝胥之仰慕以及对其书法的赞赏。［18］《日记》载：“王一亭、吴仓硕来，仓硕求书《玄盖副草》及《读书楼》封面，又为常熟沈石友求题《研林六逸图》。”［19］民国十二年（1923），吴昌硕再次付印诗集并求郑孝胥删定，《日记》载：“吴仓硕来，携其诗卷使余删定，欲再刊精本。”［20］同年冬，郑孝胥为其《缶庐集》题签。【图3】除此之外，《日记》中还有多次吴昌硕向郑孝胥求字与题签的记载：
为吴仓硕题其父遗照。（1914年2月7日）
王一亭来，求为吴仓硕题石印书画。（1916年1月25日）
旭庄约作生日会，为何诗孙七十六岁生日。吴仓硕在座，示余自作对联曰：“龙两耳，夔一足；缶无咎，石敢当。”求作隶书。（1917年4月12日）
吴仓硕书《赤壁赋》求题签。（1918年5月6日）
吴东迈来，昌硕以中年所画小手卷求余题诗。（1921年8月22日）［21］
值得注意的是，吴昌硕自己的生圹志都交由郑孝胥来书写，其对郑氏书法的激赏可见一斑。《日记》载：“吴昌硕来，求书生圹志。”［22］（1918年9月20日）吴昌硕在给诸宗元的信中言：“生圹志太夷（郑孝胥）已写竟，极佳，已交石潜钩本上石，约两月之久，可以拓寄。”［23］
郑孝胥对吴昌硕篆刻的欣赏一直有明显转变，民国十二年（1922），郑孝胥在《松月居士集印编书后》【图4】中盛赞吴昌硕篆刻说：
……我虽弃之心终喜，当世苦铁称老师。吾印八九出吴手，朴雅视古无愧辞……。［24］
郑孝胥常倩吴昌硕铁笔代为镌刻，【图5】印章“八九出吴手”是对其艺术造诣的赞赏与推服。《日记》亦有多次请吴昌硕刻印的记载：
过吴仓硕，谈久之，示其友沈公周石友所藏《砚谱》二册，多仓硕所铭；有赵石者，仓硕弟子，为之镌字，颇纵逸。仓石为石友求余隶书，仓硕为刻“海藏楼”印章，石友拓《砚谱》四幅见赠；余书十字隶书长联，一寄石友，一赠仓硕。（1915年9月4日）
过王一亭，赠余印章三枚，并代求吴仓硕刻之。（1915年10月14日）
吴仓硕送印三方。（1915年10月18日）
吴昌硕遣其子送来印章三枚。（1918年10月14日）［25］
除篆刻之外，郑孝胥亦推重吴昌硕的篆书，复认为吴昌硕篆书的成就超于杨沂孙、吴大澂之上。吴昌硕篆书的成就主要在于其笔力的忱挚雄强，并有足够的书写意趣，以洗描画作态，所论当不过。郑孝胥《题吴缶庐石鼓册子》云：
缶庐以篆刻名天下，所作篆籀参以刀法，故精緻古茂，冠绝一时，不虚也。近惟何子贞之篆隶，逼真秦、汉，尝见其大篆，真有漆书风味。馀人特描画而已。若缶庐诣力之深，岂杨詠春、吴清卿所能望耶！［26］
吴昌硕与郑孝胥曾有过多次书画合作，无论扇面、条幅都交互辉映相得益彰。【图6】《日记》载：
黄蔼农来，示吴昌硕合作松梅幅，昌硕自以纸求再作一幅。（1925年5月24日）
上阅报，见郑孝胥、吴俊卿所作《岁寒图》，命取笔试写一松，应诏作之以呈。（1926年8月21日）［27］
民国后郑孝胥以遗老蛰居沪上，这一时期是吴、郑交往最为频繁。此十多年间郑孝胥与吴昌硕一直保持翰墨酬酢、诗酒流连的交谊。在郑孝胥《日记》中屡见吴昌硕的身影，并有大量对吴昌硕身体状况、公益活动、画展及个人状况等记载：
过均益里访吴仓硕，谈久之。（1912年11月13日）
吴仓硕、长尾雨山来谈。（1912年12月1日）
又过吴仓硕，有媪出曰：“仓硕往杭州，未归。”疑其夫人，以求书册叶及联纸留付小娃。（1912年12月7日）
吴仓硕、朱丙君、徐秋澄来。朱丙君以张二水草书长卷请余题之。（1913年1月12日）
又过王一亭，还其小照，见其儿子。一亭与吴昌硕同来，余犹未归。（1914年8月7日）
夜，赴吴仓硕之约于万家春，晤王一亭，请为孤儿院书纸数幅以供卖票开采之用。（1914年10月19日）
遂至六三园，日人为吴仓硕开书画会，悬数十幅，恣人入览，……（1914年10月25日）
王一亭、吴仓硕、王叔庸来。（1915年2月19日）
吴仓硕生日，共宴之于广福楼。（1915年9月9日）
携《研林六逸》卷还吴昌硕。昌硕自言，耳聋稍愈。（1915年5月3日）
至惠中旅馆与吴仓硕拜寿。（1916年9月25日）
吴仓硕来，言哈同将开祭仓颉大会，遍致沪上名士。（1916年10月1日）
闻吴昌硕失偶，走往唁之。昌硕自言，与其妻居五十二年，今年七十四岁，虽鳏，能有几年﹗（1917年7月16日）
访吴昌硕，以联对与之。仓硕病，居王一亭屋内，未见。（1917年9月2日）
吴昌硕及其子同来，言病初愈，不能食，小坐即去。（1917年11月3日）
……昌硕今年七十五岁，耳微聋，足微蹇，而发无白者。丁衡甫曰，此人可再活二十年。（1918年9月20日）
吴仓硕、诸贞壮来，仓硕年七十九，离座试拳技，手势步法皆无恙，但耳微聋。（1922年8月24日）
过吴昌硕以诗卷还之。遂为王梅笙求画书味盦图于小册上，适逢高颖生、黄蔼农于坐。（1922年2月5日）
至丝茧公所，吴仓硕八十寿。（1923年10月10日）
访吴昌硕，出诗卷示余，殊无老态，上下楼梯颇练捷；八十老翁，亦自喜矣。（1923年12月21日）
刘山农来馈杭州塘栖枇杷，为求画扇，并送来昌硕画菊，即梅笙为大连日友代求者。（1925年6月11日）［28］
这些零散的记载，对于研究吴昌硕生平及个人生活状况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由此可见这时期吴、郑交往之密切程度。民国十四年（1925），郑孝胥为吴昌硕之子吴藏龛代订润格。［29］长辈为后辈代订润格在当时社会普遍流行，其意义在于后辈可以在长辈的提携之下更多受到市场关注。吴昌硕或是出于“避嫌”的原因而请郑孝胥等代为订制，可见交谊之深。
四．馀论
郑孝胥初识吴昌硕是通过作品方式了解的，其时对于吴昌硕的认识尚不够全面。考察郑孝胥《日记》可知，吴、郑正式谋面应在一次端方的宴请活动上，当时匆匆而过，郑孝胥并没有过多记述，《日记》载：
……午帅(端方)就楼中共饭。夜，邀饮，座有吴仓硕、章式之等。（1908年1月28日）［30］
但在此前，郑孝胥先是见过吴昌硕诗集及印谱，后又主动按润请吴昌硕为自己治印，认识已有明显转变。民国之后的十几年中是吴、郑交往的主要时期，已如前文所述。民国十六年（1927），郑孝胥在天津追随废帝溥仪。郑孝胥有“郑重九”之雅号，意为每逢重九必作诗。本年重九日郑孝胥登楼作《九日》诗云：
西风欺我又三秋，抑郁犹能隐市楼。不饮而狂犹胜醉，违人谁伴亦成游。亢龙用九曾何悔，旅雁随阳岂自谋。见说战场丛菊在，归心一放忽难收。［31］
吴昌硕作《和太夷九日韵》：
潮鸣风撼秋，秋赏谢登楼。天醉瞢腾看，云从汗漫游。道常无变相，诗我不人谋。山海飘零处，烦君笔底收。［32］
这是吴昌硕与郑孝胥最后一次诗歌唱和。郑诗作于天津，而吴昌硕居上海，所以不是当场的唱和之作。重九之后，郑孝胥由天津回沪，曾拜访过吴昌硕，《日记》载：“访黄蔼农，逢高颖生；随偕蔼农过吴昌硕、王聘三。”［33］所以吴昌硕的和诗当是在这次见面中所作。同时这又是二人最后一次晤面，其后半月左右吴昌硕逝世。吴昌硕去世后数年，王个簃执诸宗元书信为介绍前去天津求郑孝胥为吴氏诗集题签。《日记》载：“王贤启之(王个簃)持诸贞壮书来访，求为吴昌硕诗署签。”［34］吴氏身前所作每由郑孝胥题签，身后仍是如此。纵观吴昌硕平生，对于人际交往十分重视。其友诸宗元作《缶庐先生小传》云：
盖先生始居于乡，既客海上，官吴下，所与为师友者，如杨藐翁岘、任伯年颐、吴瘦绿山、施旭臣浴升、均甫补华、谭仲修献、吴退楼云、恪斋大澄、潘郑斋祖荫、胡公寿公寿之伦，皆为东南一时之雄彦，相与讨论评骘，故所得为独多也。［35］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传统士大夫历来非常重视交游活动，并以此增长阅历、砥砺学养，而吴昌硕的游历交往，对其成就博采众家之长的一代宗师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正如诸宗元所论“故所得为独多也”。
考察吴昌硕与郑孝胥的交往，可以梳理清郑孝胥对吴昌硕认识的逐渐转变和深化。郑孝胥对吴昌硕的篆刻由“未尽典雅”之评到主动请吴操刀篆刻后又称“当世苦铁称老师”，审美认识的逐渐深入无疑来自于交往的笃厚。通过上文所述，吴昌硕对于郑孝胥之诗以及书法亦推崇备至，吴诗的烂漫野逸无疑也会受到郑孝胥的影响。在交游中砥砺学行、涤荡心胸对于自身发展有重要影响，考察其交游活动对认识“斯人与斯世”，发掘不可或缺的史料都有学术价值及研究意义。
注释：
［1］［5］［6］［9］［12］［14］［19］［20］［22］［30］［32］［34］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525、871、874、1226、1268、1593、1604、1933、1745、1125、2164、2305页。
［2］［4］林树中：《吴昌硕年谱》，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94年版，第31、34页。
［3］参见侯开嘉：《吴昌硕与翁同龢交游考辩》，载浙江省书法家协会主编：《‘沙孟海论坛’暨中国书法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又，王家诚：《吴昌硕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85页。
［7］林想：《论吴昌硕制订润格》，载《美术大观》杂志，2012年第12期，第46页。
［8］［29］王中秀等：《近现代金石书画家润例》，上海：上海画报出版社，2004年版，第92、119页。
［10］［13］［15］［16］［32］吴昌硕：《吴昌硕诗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13、181、367、194、318页。
［11］［24］［31］郑孝胥：《海藏楼诗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309、349页。
［17］［21］［25］［27］［29］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版，第1441—2053页。
［18］吴长邺：《我的祖父吴昌硕·年谱简编》，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311、312页。
［23］吴昌硕：《吴昌硕书札》，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26］张谦：《海藏书法抉微》，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1413页。
［35］卞孝萱等：《民国人物碑传集》，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年版，第564页。
附图：
【图4】民国刊本《松月居士集印》
【图5】吴昌硕篆刻“郑孝胥印”尺寸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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