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时好以取世资

――试论北宋初期李宗谔与“趣时贵书”现象

    安按：拙文揭载于2010年《书法报》理论研究版面

   内容提要：米芾《书史》中记载的北宋初期以李宗谔为代表的“趣时贵书”现象，是宋初书法向“尚意”书风转型的过渡期。由于北宋立国不久，文事尚衰，此时书法基本延续五代以来的衰陋风气从而导致了“趣时贵书”的出现。宋初的社会风气和政治文化背景又助长了此风气的蔓延。本文仅谈以李宗谔为代表的宋初书坛这一现象，试分析其原因和影响以期能还原历史事实。

   关键词；李宗谔  “趣时贵书”  社会背景及影响

   书法作为艺术，其潜在的发展规律往往与其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攸乎相关，某种时风或现象的骤现便是这个社会大背景下的一个缩影。自五代战乱以来，中原文物丧尽，书家赖以汲古得道的历代法书也屡遘兵燹，北宋建国之初的书法发展趋势也基本上与积贫积弱的国力相应。但宋初社会整体上的“崇文”思想使文人多宠天恩，上至公卿大夫下至科举士子为赢取立足社会的资本对“时贵”进行邀合请赏、颇具投机的现象，反映在书法上就形成了“趣时贵书”。

    一、李宗谔及“趣时贵书”现象

    1、李宗谔

    李宗谔（965—1013）字昌武，深州饶阳（今属河北）人，宰相李昉之子。七岁能属文，雍熙二年（985）进士及第。历集贤校理、秘书郎，淳化五年（994）同修起居注。真宗朝历起居舍人、知制诰、翰林学士。《宋史本传》载：“真宗时，累拜右谏议大夫，昉居三馆两制之职，不数年，李宗谔并践其地。（李宗谔）风流儒雅，藏书万卷，内行淳至，尤好勤接士类，奖拔后进，工隶书。”^⑴著文集六十卷，内外制三十卷，预修《太宗实录》、续《通典》，又作《谈录》、《翰林杂记》。

    李宗谔是太宗朝宰相李昉的第三子。由于这层背景，他自二十一进士及第后，直至四十九岁去世，始终在朝做官。作为替皇帝记录言行并撰写诏令的亲信，他在翰林院供职达二十年。以晓通音律，同判太常寺，整顿太乐、鼓吹两署乐工，编录律吕法度及乐物名数为《乐纂》，乐府制度至此方有条理。又主编《诸道图经》1566卷，详定典礼仪注等。^⑵在文学上，李宗谔是宋初流行的“西昆体”诗人之一，“西昆体”是北宋初年一种追求辞藻华丽、对仗工整的诗体，因其与杨亿、刘筠、钱惟演等曾于景德二年（1005）至大中祥符六年（1013）间聚集于皇帝藏书的秘阁编纂《册府元龟》，他们把编书之余所写的酬唱诗集结为《西昆酬唱集》，这部诗集在当时影响很大，“杨刘风采，耸动天下”（欧阳修《六一诗话》），以致学子纷纷效法，别为“西昆体”，在宋初风靡了数十年。^⑶这样看来，李宗谔在当时俨然是文坛的最高领袖了。不仅如此，李宗谔也是科场上的机要人物：

大中祥符元年（1008）壬寅，帝御崇政殿亲试进士，仍录题解摹印以示之。初，于殿廊设幔列坐，标其姓名，又揭牓表其次序，令视讫就坐。命翰林学士李宗谔等八人为考官，帝遍至幄次谕宗谔等务极精评，勿遗贤俊。翌日，又命宗谔等出诸科议题刻板模本。……^⑷

    不但如此，李宗谔在朝中也颇受皇帝器重：

    淳化初，诏自今游宴宣召直馆。其集贤秘阁校理并令预会。先是帝宴近臣于后苑，三馆学士悉预，李宗谔任集贤校理，閤门吏第令直馆赴会，宗谔献诗述其事，故有是诏。议者以为直馆、修撰、校理之职，名数虽异，职务略同，閤门拒校理不得预宴，盖吏失之也。又请令京官得乘马入禁门，并为故事。宗谔诗云“戴了宫花赋了诗，不容重见赭黄衣。无聊独出金门去，恰似当年下第归。”^⑸

    ……上谓宰相曰：“近日朝廷文物甚盛，前代所不及矣。群臣所献歌颂，朕一一览之，校其工拙，惟李宗谔、赵安仁、杨亿词理精富，有老成之风，可诏至中书奖谕。”……明日，以秘书丞李宗谔为太常博士，依前直昭文馆，著作佐郎赵安仁为太常丞，依前直集贤院，光禄寺丞直集贤院杨亿赐绯鱼袋，赏之也。^⑹

    真宗尝谓李宗谔曰：“闻卿能敦睦宗族，不损家声，朕今保守祖宗基业，亦犹卿之治家也。”^⑺

    李宗谔为翰林学士，家虽有百口，雍睦有制。真宗尝谓侍臣曰：“臣僚家法当如宗谔 。”^⑻

    既便在李宗谔故世后真宗皇帝依然厚慰有嘉：

已未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知制诰李宗谔卒，帝甚悼之。谓宰相曰：“国朝将相家能以身名自立不坠门阀者，惟李昉、曹彬家耳，”因厚赙之。^⑼

综上所述，米芾在《书史》中将李宗谔谓之为“时贵”，诚不虚也。

    2、李宗谔时代的“趣时贵书”现象

    由此看来，李宗谔时代的士子（或为更大范围的人们），对李宗谔等权贵的献媚就可以想见了。李宗谔在当时炙手可热的社会地位和其自身就有“勤接士类”的爱好，必定会引来门前趋之若鹜的士子和朝野上下士大夫对其笔迹的倾心，这种极其短视的实用主义做法，造成李宗谔时代的“趣时贵书”现象。故《宋史·李宗谔传》有“勤接士类，无贤不肖，恂恂尽礼，奖拔后进唯恐不及，士人皆归仰之”的说法，^⑽但这种“归仰”却绝不仅仅局限于“用取科第”的科场之中。就当时的“士类”对他的“归仰景从”来看，书法上的“趣时贵”也仅仅是很小的一部分。米芾《书史》中的记载正是在对这段书法凋敝时期以书法谄媚权贵的随波逐流局面作出的深切悲慨。也正如李刚在《黄伯思墓志铭》中所说的那样：“是时，士务浮经競，枝辞蔓衍，趣时好以取世资”。 ^⑾

    二、李宗谔时代“趣时贵书”现象的成因

    1、政治原因

    五代后周显德七年（960），宋太祖赵匡胤统帅殿前禁军发动“陈桥兵变”,自此“黄袍加身”建立了北宋。作为武将出身的赵匡胤深知自己是如何称帝的，为了防止有人故伎重演，或是作为教训的吸取，他在北宋建国初采取了“抑武扬文”的政策。《纲鑑易知录·宋纪》记载：“五代诸侯强盛，朝廷不能制，每移镇受代，先命近臣谕旨，且发兵备之，尚有不奉诏者。宋初异姓王及带相印者不下数十人，宋主用赵普谋，渐削其权，或因其卒，或因迁徙致仕，或因遥领他职，皆以文臣代之。又“宋主问赵普以文臣有武干者，普以左辅阙辛甫对，宋主遂用之，因谓普曰‘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用儒臣干事者百余人，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也’。” ^⑿从中可见宋太祖对武臣的惧怕，那么大肆启用文臣也就势在必行了。这便导致了宋代文职官员地位的飙升，与以往朝代相比文人在宋代的地位显得异常优越。宋程俱《麟台故事·卷五》“禄廪”条载:“秘书省孔目官，日请食料钱、大官局折食钱，除假故不定，约十四贯五百，春冬衣各十疋，冬棉十五两，增为料钱，贯五百，添给钱八贯五百，米、麦各一石五升。”又“淳化初，诏自今游宴宣召直馆，……又请令京官得乘马入禁门，并为故事。”^⒀文职官吏有优厚的俸禄和帝王的恩宠，自然成为广大科举士子奋发的目标。在这种背景的促使下，科考举子想要顺利及第，“趋时贵书”自然成为及第的一个捷径。

    2、文化原因

五代以来的纷乱局面，不仅阻断了历代书家薪火传承的“笔法”，同时也使历代优秀书法遗产遭到兵灾的破坏，更是不可挽回的损失。历经五代浩劫，法书名迹大多散佚，只有相对平静的十国政权还保留了一些，但即使如此，最后也统统作为战利品收归皇室秘府。赵构《翰墨志》云：“本朝自建隆（宋太祖年号，960－963）以后，平定僭伪，其间书法名迹皆归秘府。”^⒁民间所余，也被权贵勋臣所据。到了太宗朝，赵匡义意识到了这些，他利用后蜀降臣王著主修《淳化阁帖》来振兴书学，但最初也只有二府大臣才能蒙恩受赐得到一套，对于如久旱致枯的书坛来说无异于是杯水车薪，因此它对于书学的复兴意义实在有限。正如曹宝麟先生所言：“书法遗产受垄断所造成的后果，使真正有天才的书家失去了鉴古开今的良机。”^⒂而广大中下层知识分子的学书历程就更显得步履维艰，没有优秀的范本作参考，横向取法学习时人的“趣时贵书”现象就显得顺理成章。

科举的功利性乃至当时政治的参与和催化，可以让士人借助书法一步青云。科举制度沿革至宋代有了明显的转变――“糊名”和謄录制度的出现。宋代科举中糊名考校制始于太宗三年（992）的殿试，是将试卷上的应试人姓名封贴起来，以防舞弊，但从应试者的笔迹依然可以辨认。 “趣时贵书”现象在此时必然尤为风靡。到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至景德四年（1007）时又逐渐形成誊录制度，^⒃即将应试者的试卷重新找人抄录一遍，至此则无人能识其笔迹了。科举上的“趣时贵书”现象在此遭到了一定的冲击。但除科举之外更大范围的“趣时贵书”现象依然存在。

    造成李宗谔时代的“趣时贵书”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归结起来至少有四点：其一是政治上北宋文臣地位优越，广大士子用模仿当时主文者笔迹以获取好感来作为科考捷径的实用主义做法；其二是“笔法”传承的断绝和书法范本的匮乏导致的横向取法；其三是以李宗谔为代表的权贵在朝中有煊赫的地位；其四是以李宗谔为代表的权贵学问文章多有可观处，士类对其的归仰也必然会涉及到书写方式。

    三、李宗谔时代的“趣时贵书”现象的影响

北宋初期书法整体上的放任显现出随波逐流的纷乱局面。米芾在《书史》中记述下了“趣时贵书”现象，对于北宋初期书坛形态的认识具有重要意义。《书史》云：

本朝太宗，挺生五代文物已尽之间，天纵好古之性，真造八法，草入三昧，行书无对，飞白入神，一时公卿以上之所好，遂悉学锺、王。至李宗谔主文既久，士子始皆学其书，肥褊朴拙，是时不謄录，以投其好，用取科第，自此惟趣时贵书矣。宋宣献公绶作参政，倾朝学之，号曰朝体。韩忠献公琦好颜书，士俗皆学颜书。及蔡襄贵，士庶又皆学之。王文公安石作相，士俗亦皆学其体，自此古法不讲。^⒄

由此可见，“趣时贵书”在宋初的演化有其偶然性，更多地也属必然，究其根源是宋初社会政治文化制度所造成的，其更大意义是社会大背景在书法上的一个缩点。明代王世贞对此也有评述：

    ……老米谓宗谔主文既久，当时试士无易书例，故争为肥褊朴拙，以投其好。今考之果尔。然则公书不见赏专门，亦负趣时耶！……^⒅

清代顾复在《平生壮观》中云：

    ……宋仍唐之习气，字皆尚肥。宗谔书肥又甚焉。故其为主司以较士。士则肥其字以投其所好。时人目宗谔为有‘厚皮馒头’之戏。今观此帖（李宗谔《送士龙帖》），果然。^⒆

    马宗霍在《书林藻鉴》亦云：

    董玄宰亦谓宋人书取意，自以其意为书，非能有古人之意，此则皆过论也。第流俗好尚，逐时异趋，则虽自昔皆然，而以宋为尤甚。故李宗谔主文既久，士子始皆学其书，肥扁朴拙，以投其好，用取科第。^⒇

以上诸家所述，以科考为代表的“趣时贵书”现象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所论都也是在明确这种“第流俗好尚，逐时异趋”的社会现象，所以笔者认为，李宗谔时代的“趣时贵书”现象绝不仅仅只在科举中，从更大范围来看，应该是由于李宗谔的显要，社会各阶层的文士对其颇具投机性的迎合邀赏心态逐渐造成了“趣时贵书”现象。从大的书法是背景来看，此时期正是由五代以来的书法凋敝向苏、黄、米书法繁盛时期的过渡阶段。只要社会存在等级，这种“趋贵”现象就永远不会消歇，像后来清代的“崇董”、“尊赵”一样比比皆是，乃至在今天也不会绝灭。

    书法作为一科艺术不可能脱离社会的大历史环境和时代文化背景而独立存在。书法艺术风格的演进，固然有自己的特定规律，但仍然在相当程度上随时代迁流。北宋的整体文化背景决定了“趣时贵书”的出现。宋代实行的誊录制度先是使书法在科举中绝去“识认字画之嫌”，使儒家的“学而优则仕”得以贯彻，从而使书法失去了规范标准的束缚，为天性好书者提供了足资想象与创造的自由和轻松，以及十分宽容的社会氛围, 所以宋初才有欧阳修“学书为乐”、“学书消日”思想的出现。这样一来北宋书法才会出现像苏、黄、米这样的艺术大师。明清以来，科举对书写规范的严格要求使书法逐渐陷入僵化，不啻比“趣时贵书”更加可怕。

    对古代书论中某一现象某一潮流的解读应放入整个大的社会背景中去看，才能全面领会在大的书法史观下的真正意义，才能使学术研究复原并接近历史的真实。“趣时贵书”这种现象具有极其普遍的社会意义，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宋初，更不可能局限于“用取科第”中，这种现象将会遍及历朝历代直至今天。宋代虽然中间崛起的“尚意”书风可能是对此现象的一大反击，但“尚意”书风不可能使“趣时贵书”现象绝迹，二者只能并存于书法史中。这种社会风尚的出现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个普遍客观现象，更多的人都有趋贵投机的心理，只有少数像米芾这样具有非凡才学和胆识的人才能在艺术上有所超脱。也正是这些艺术大师的闪耀光芒掩盖了书法史上的其他人，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书法史几乎是一部“书法精英史”，而更多像李宗谔这样的书家正等待我们仔细发掘。

注释：

⑴⑽元脱脱等撰《宋史》卷二百六十五，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

⑵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第27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⑶游国恩等撰《中国文学史》第三册第1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

⑷⑼ 徐乾学《资治通鉴后编》卷二十六，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

⑸程俱《麟台故事》卷五《恩荣》，第189页，中华书局2000年；

⑹同上，196—197页；

⑺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七，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

⑻《国老谈苑》卷二，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

⑾徐利明主编《中国古代书法理论研究丛书·黄伯思东观余论》，第372页，江苏美术出版社2009年;

 ⑿吴乘权等辑《纲鑑易知录·宋纪》第六册，第1719，1734页，中华书局1996年；

⒀程俱《麟台故事》卷五《禄廪》，第1113,189页，中华书局2000年；

    ⒁《历代书法论文选》，第371页，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

⒂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第3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2年；

⒃http://www.studa.net/lishi/080728/16293748.html，张希清《宋代科举封弥誊录制度述论》；

⒄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第一册，第974－975页，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年；

⒅王世贞《弇州四部稿·续稿》卷一百六十一《宋名公二十帖》，电子版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人民出版社；

 ⒆ 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晋隋唐五代宋书法》，第143页，紫禁城出版社2005年；

⒇马宗霍《书林藻鉴》卷九，第115—116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