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原载《文物春秋》２００４年第２期

提  要：“汤居亳”并不是灭夏以后建立都城，而是“从先王居”回到了商民族的发祥地，即先祖契所居之蕃。蕃与葛为邻。蕃即博水，葛即葛城，均在冀中今保定辖区。古博水从望都发源东至高阳入黄河；葛即今安新县安州镇，汉时属高阳，古文献习惯以“高阳葛城”称之。

关键词：亳  从先王居  博水  葛城

自来说汤都者，皆以“汤居亳”为据。然《尚书·商书序》云：“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此先王当指契。《世本·居篇》云：“契居蕃。”据此，汤从先王居之“亳”，实即先王契所居之“蕃”。这就是说，汤“从先王居”乃是回到了先王契的发祥地。此是汤灭夏以前的一次迁居，具体地说，乃是“八迁”中的第八迁，而非灭夏以后建立都城。《管子·轻重篇中》云：“夫汤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说明的就是这一历史事实。亳、蕃、薄，实指一地。明乎此，“汤居亳”不是寻找汤都的出发点，而应该是探寻商民族起源的切入点。本文对“蕃”之地望做一初步探讨，期以引起学界对此问题的关注。

一

蕃之地望，在古文献中并无线索可寻。邹衡先生考证“契居蕃”，同意丁山先生“商人发祥地决在今永定河与滱河之间”的结论──这无疑是正确的；但二位先生俱以今河北省平山县古“蒲吾”（亦作“番吾”）城当之，却未必妥当。[1] 江林昌先生对先秦两汉有关“汤居亳”的资料进行梳理，认为亳有汤建国前亳邑和建国后亳都之别，这是有创见的。但其对亳邑在豫北的“内黄亳”和“汤阴亳”中求之，却脱离了孟子所说的“汤居亳，与葛为邻”的事实，故仍不算确解。[2]

商汤灭夏是改朝换代，它需要长时间积蓄力量并做好各项准备工作。古文献和考古资料均证明，商夷结成联盟即其准备工作之一。古代民族之交往，居地相邻是首选地区。蕃之地望，正是由此指示给我们的。

属于东夷部落的岳石文化分布范围，“以山东为中心，南面包括江苏的淮北地区，北面可能进入河北，东北抵达辽东半岛的旅大地区，有着同山东龙山文化基本一致的分布范围。”[3] 关于进入河北的地域，李伯谦先生说：“其影响所及，往北可到河北省保定地区白洋淀附近。” 白洋淀地区正处于先商文化分布区域。据李伯谦先生考证：“先商文化主要分布于河北省南部和河南省北部，北起北易水，南至沁水，东自古黄河以西，西达太行山系，与古籍记载的商族先公活动范围亦相吻合。”[4]由此可知白洋淀所属的冀中，是先商民族与东夷部落相互联系最早的地区，或者说，商夷民族在这里已有了长时期的接触。古博水与古葛城均处于此地，而且为近邻。我们有理由说，“蕃”指博水，古葛城应为古葛国所在地。

关于汤灭夏的作战经过，《诗·商颂·长发》云：“韦、顾既伐，昆吾、夏桀。”然而在这之前，汤首先灭掉的是葛国。《孟子·滕文公下》记灭葛事最详：

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书》曰：“葛伯仇饷。”此之谓也。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雠也。”“汤始征，自葛始”，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

《孟子·梁惠王下》又云：“臣闻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并引《书》曰：“汤一征，自葛始。”

孟子所言，有两点尤可注意：其一，此时的汤拥有的土地仅为七十里；其二，与葛是近邻──近到可以前往助耕，老人和孩子可以前去送粮食和吃食。目前学术界关于亳与葛地望的现有答案，还没有似古博水与古葛城吻合者。下面先说古葛城。

《水经注》卷十一：“滱水又东迳依城北，他说无依城之名，即古葛城也。《郡国志》曰，高阳有葛城，燕以与赵者也。”此葛城即今之保定市安新县安州镇。据《安新县志》 ，安州在战国时名“葛城”，西汉时“葛乡（葛城）隶属涿郡高阳县”。“东汉末年，曾在葛城置依政县（又名依城县），属河间国，不久即废。”三国魏文帝黄初三年（222年），“依政县又名依城县”。晋武帝太康二年“葛城名依城，属河间国高阳县。”[5]据此，可知郦道元所云依城即葛城不诬也。

葛城（今安州镇）东邻白洋淀。随着白洋淀水的变迁，先后在淀区发现梁庄磁山文化遗址、留村仰韶文化遗址及商周遗址多处。说明这一地区在远古时期就有人类活动。由此看来，虽然葛城的历史在古文献中只能追溯到战国，但其实际存在的历史应该比战国还要遥远。

二

如果“高阳葛城”乃古葛国之说能够成立，那么，汤“从先王居”之亳即蕃，必为与葛为邻的古博水。

古博水今已不存。《水经注》所写博水虽已不是夏商时模样，但博水本不是大河，不管其怎样变化，都不会出于这一地域，故仍可从《水经注》中窥其大概。

关于博水上游。《水经注》卷十一云：“（博）水出望都县东，南流迳其故城南，王莽更名顺调矣。”望都故城在今保定市望都县今治西北十七里故县村。博水至蒲阴县汇为一淀。郦道元极力摹写淀区风光：“又东迳阳城县，散为泽渚，渚水潴涨，方数里，匪直蒲笋是丰，实亦偏饶菱藕，至若娈童丱角，弱年女子，或单舟采菱，或迭舸折芰，长歌阳春，爱深渌水，掇拾者不言疲，谣咏者自（相和），于时行旅过瞩，亦有慰于羁望矣，世谓之为阳城淀矣。”汉之蒲阴县在秦代为曲逆县，今保定市顺平县。故城在今治东南十里处，位于古望都县东。《水经注》引《后汉书·郡国志》曰：“蒲阴县有阳城者也，今城在县东南三十里。”今其地仍有阳城村。此写淀区风光虽不是夏商时事，亦可识其物阜人丰也。

关于博水中游。博水似有一段与滱水平行的流向。《水经注》记滱水“又迳博陵县故城南”，郦道元引《地理风俗记》云：汉质帝本初元年（146年），桓帝刘志“追尊父翼陵曰博陵，因以为县，又置郡焉。”是说陵因近博水而曰博陵（今蠡县地），县、郡又因博陵而名之。可知博水曾流经今蠡县地。

关于博水下游。《水经注》引《汉书·地理志》云：“博水自望都东至高阳，入于河。”此“河”指黄河。黄河在周定王五年（602年）改道南移，“则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汉书·沟洫志》）。禹时的黄河，经葛城合博水东至今天津入海，白洋淀即在黄河故道的基础上形成。从现在的行政区划看，安州（古葛城）所处位置即靠近高阳一侧，故其在历史上曾屡属高阳。在夏商时期，博水与葛同在古黄河左侧，故分别生活在博水流域和葛地的这两个部族，在交往上非常便利。孟子所言汤与葛的关系，只有在这里才是现实，而非虚言。

据《水经注》，博水在中途汇来之水，上游有濡水及其支流苏水、蒲水，蒲水有支流鱼水等；下游有徐水及其支流沈水、曹水，曹水有支流歧山水等。博水发源于太行山东麓望都故城附近，逶迤东进，横贯今保定市南部，东经蠡县至高阳入黄河，全长百余里。所谓“汤处亳，七十里”（《淮南子·泰族训》），前引《孟子》“七十里为政于天下者，汤是也”，以及《管子》“夫汤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者，正可以博水中下游流域当之。

契所居之蕃，即指博水流域。“契封于商”──古文字学家大都释商为漳[6] ──即封于漳水流域。这就是说，契在早年由博水流域迁往漳水流域，。契至汤共十四王，历四百余年，先后多次迁徙。至汤“从先王居”又回到祖先契的发祥地博水流域，从而积蓄力量并在此和东夷部落修好关系，做着灭夏的各种准备工作。汤在这里征葛，无异于是灭夏前的政治号召和军事演习。可以说，汤灭夏的全部准备工作，都是在博水流域完成的。然后才有“韦、顾既伐，昆吾、夏桀”，从而在历史上建立了强大的商王朝。

三

亳字有多种写法，诸如蕃、薄、博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亳字在现今看来，只是地名的专用词。亳何以为亳，只能从造字的角度求之。于省吾先生谓“甲骨文亳字所从之乇，与宅字下从之乇形同。”[7] 据此我们看到，亳字的下半部分，显然为宅字的略写。若此，亳作为地名，乃是有住宅的地方，亦即居民点。这与春秋战国时期将同样内涵的概念称“邑”相同。亳之与邑的区别，仅仅在于读音不同──这种区别表示的意思是：将居民点称之为“邑”，是周民族的习惯；而将居民点呼之为 bo，则是商民族的“专利”。

商民族为什么将居民点呼之为bo，这应该与他们长期生活在博水有关。因为他们已经习惯于将自己的住地呼为bo，bo在他们的意识中自然也就成了居住地的专用名词。积习难改，于是他们把 bo 带到了四面八方。至于“亳”字，那是造字的专家按照一定规矩造出来的规范字。不理解造字本义的人当然不会理会它，只管以 bo 呼之，或根据 bo 音书写自己想写的字。于是，与亳相异的其它字就频繁出现了。这就是说，不管亳字有多少种写法，也不管今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在历史上有多少名“亳”的地名，其源盖出于今冀中地区的古博水。

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们认为，先商文化遗址的分布范围，主要集中在两个区域，一是冀北豫南的漳水流域，二是冀中的古博水流域。前者是自契至汤时期商民族的活动区域，后者即是商灭夏前汤部族的活动区域，更是商的先祖契及其以前商部族的活动区域。邹衡先生主张将黄河流域的龙山文化分成四个系统：“东方是山东龙山文化；西方是陕西龙山文化及其有关的齐家文化；北方是河北龙山文化；中南部是河南龙山文化。”[8]将河北龙山文化列为单独的文化系统与其他龙山文化区别开来，是十分必要的，其积极作用必将在考古实践和考古学研究中显现出来。探讨商民族的起源，既要研究漳水流域先商文化与河北龙山文化及其他相邻文化的关系，更要注意力放在冀中的古博水流域。20世纪80年代后叶笔者曾参加原保定地区的文物普查工作，深为此地区商及商以前古遗址的丰富而兴奋。为考古界所注目的徐水南庄头新石器早期遗址，就是在此次普查中发现的。同在徐水，这次普查将韩家营遗址的文化性质定为“先商”，将文村遗址的年代定为“新石器至夏商”。象这样属于夏代范畴或包含有夏代范畴的遗址，多发现于今保定市的东部地区。这正与博水中、下游流域的地望相吻合。加强对这些遗址的发掘和研究，探索其与河北龙山文化的关系，以及与漳水流域先商文化的关系，对于解决商民族的起源问题，应该是一条正确的途径。

注  释

[1]邹衡：《论汤都郑亳及其前后的迁徙》第211-212页，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

[2]江林昌：《夏商周文明新探》第213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3] 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前进中的十年》第168页，《文物考古工作十年（1979-1989）》，文物出版社，1998年。

[4] 转引自江林昌《夏商周文明新探》第211-212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

[5] 安新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安新县志》第11-12、79-80页，新华出版社，2000年。

[6] 陈昌远、陈隆文《论先商文化渊源及其先公迁徙之历史地理考察（下）》，载《河南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对此有详细征引，可参看。

[7] 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第168页，中华书局，1979年。

[8] 邹衡：《关于夏商时期北方地区诸邻境文化的初步探讨》第256页，见《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