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山图》与藁城历史名人石珤

                                    2011年4月30日

泰山图诉讼案广为流传，2006年中央广播电视台曾经广播，此案至今纷纷扬扬，但是见过《泰山图》原貌的恐怕不多。

现将此案的发生地，河北省藁城市徐村支部书记陈德全同志，发给我的《泰山图》照片发到网上，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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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山图诉讼案：

公元1522年（嘉靖元年），石珤奉旨赴山东祭祀孔子及东岳、少昊陵。回朝后，文征明画《泰山图》，同朝48位大臣在此图上题写诗词，以示庆贺。石珤之后，《泰山图》在石氏家族中世代相传，视若至宝，呵护有加，历经483年而保存完好，传至今天，《泰山图》由族人老石保管。2005年5月22日，族人们结伴到老石家查看古画，当古画出现在眼前时，族人们惊呆了，图中原本黑色的字迹变成了蓝色，而原本古色古香的纸张也被现代的画纸取代，整幅画俨然刚买的挂历一般。

古画真迹失踪，族人们将怀疑的目光一致对向老石。5月23日，就向警方报案，请求追回真迹，但警方最终没有受理。警方认为案件比较棘手，因为警方认定不了《泰山图》的真伪，即使认定为假画，因《泰山图》的权属未搞清楚，警方无法轻率地追究老石的责任。

因为在老石家保管的祖上遗物中，除《泰山图》外，还有明朝圣旨三道、明时画像四张，琉璃瓦假山一座，都颇具价值。《泰山图》真迹的失踪，让石氏族人意识到家藏命运的岌岌可危。为了保护好祖上留下的这笔遗产，石氏族人一致决定将家藏悉数捐献给国家。2005年5月23日，族人将家藏捐到藁城市文保所。

2005年6月，老石将族人中的7人诉至法院，请求法院将上述物品予以确权，归其所有，并要求7被告对其停止侵害。

2006年2月16日，藁城法院审理认为：

关于诉讼时效问题，诉讼时效应从发生权属争议时计算，因此，该案未过诉讼时效。

关于石珤所留财产所有权归属问题，从法理上分析，基于本案特定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又无留下确定财产权属的原始书面记载，当事人只能提供间接证据和传来证据；单一的证据虽不能直接证明财产权属，但被告提供的证据之间相互印证，能够形成完整的证据链条，充分说明石氏家族成员一直对争议财产在共同行使管理、使用、处分等与财产所有权相关的权利。原告及其祖父、父亲作为石珤的后人，保管争议财产的行为应属合法，但该事实并不能成为原告取得财产所有权的合法依据。因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取得时效制度，对财物的长期占有尚不是取得该财物所有权的法定事由。故本案诉争财产应归原、被告及第三人共同所有。

从情理上分析，该案争议财产因年代久远及画像人物的知名度，应具有一定的经济价值。但对于石珤后人而言，财产的纪念意义远大于其经济价值，尤其石珤等人画像寄托了石氏家族共同敬仰的情感，不可能作为普通财产分给其某一个家族成员而由其随意处分，祖宗画像的主要价值就是体现在供子孙后代永世纪念和瞻仰。因此，该案诉争财产归原、被告及其他族人共同所有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一审判决结果出来后的次日，石氏族人便来到藁城市公安局报案，请求追查《泰山图》真迹的去向。

原图是卖是藏，至今没有结果，仍是个谜。

石珤简介：

石珤出身于名门望族、官宦人家。父亲石玉，官至山东按察使。石珤少年时，受到父亲的学识和为官之德的影响，自幼敬仰历代为民请命的清廉官吏。他博览群书，睿智聪慧，与他的胞兄石玠（jiè），在当地诸生中以文章学识见长知名乡里。公元1486年（成化二十二年）兄弟二人一并举进士。石珤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公元1489年（弘治二年）授职检讨官，参与编修《大明会典》。公元1492年（弘治五年）前后，数次因病而居于家中。其间，经常抱病游历当地名山，尤其游览封龙山为多，创作了名骚一时的《登封龙山赋》及《熊耳峰》等诗赋。

公元1501年（明孝宗弘治十四年）石珤被诏还京师，充任为皇帝整理书籍、翻检书籍的经筵展书官。公元1505年（弘治十八年）明孝宗病逝，武宗即位，迁任国史馆修撰，参与编修《孝宗实录》。

公元1506年（正德元年），明武宗初开经筵，以石珤为讲经官。他在经筵上论道，纵涉古今，横及诸学，鉴古昭今，阐述治国之道，使他的治国方略得以在朝堂上阐发。公元1508年（正德三年），迁南京翰林院侍读学士，次年，升任南京国子监祭酒，转年改为北京国子监祭酒，同年，又改任南京吏部右侍郎。公元1515年（正德十年）改任礼部右侍郎。

石珤正直敢言，在朝中颇负声望。公元1517年（正德十二年）武宗准备出游北部边境要地宣府（今河北宣化），石珤考虑到当时瓦刺军不断袭扰边境，连年战争，百姓摇役苛重，皇帝出巡，必然会给河北北部军民增加沉重负担，因此上疏极力谏阻。明武宗又欲南巡南京，一些朝廷诤臣极力谏阻，受到明武宗严厉喝斥，招致贬官之祸。而石珤不顾个人得失，依然直言上疏，使得武宗有所悔悟。武宗任命石珤兼翰林学士，掌翰林院。1520年（正德十五年），石珤主持吏部会试和武举选拔，做到了秉公清廉、选士公正，受到朝野赞许，次年又任礼部尚书，仍兼翰林院学士，执掌詹士府事，成为明武宗朝的要臣。

公元1521年（正德十六年）三月，武宗死。武宗无子，立孝宗的弟弟之子朱厚璁即位，是为世宗（嘉靖）。当时王琼任吏部尚书，卖官鬻爵，培植亲信，吏政混乱，冗员泛滥。石珤刚正不阿，谢绝请托，维护朝纲，对于违法乱纪者坚决主张罢免。世宗初立，正需要整治吏治，严明朝纲，选拔贤德刚直的要臣主持吏治。在朝议中，众朝臣首推石珤，嘉靖欲拟诏批准。可是扶持嘉靖即位有功的要臣、大学士杨廷和不喜欢石珤的诤言直谏，影响嘉靖皇帝改变了主意，让石珤仍兼翰林学士，在内阁专管诰敕之事，监修《武宗实录》，任副总裁官。

公元1522年（嘉靖元年），石珤奉旨赴山东祭祀孔子及东岳、少昊陵。礼毕还家，多次上书请求辞官致仕。但是许多朝臣认为他德高望重，纷纷上书请求朝廷委以重用。嘉靖皇帝乃召之回京，先令其主持公元1523年（嘉靖二年）的会试。次年五月，终于任命为吏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

几近人臣之极，石珤却未明哲保身，仍然不改直言进谏的作风。有朝廷勋戚依仗权势强夺畿内民田万余顷，置为官庄之田，引起百姓极大愤恨，但是迫于权势，敢怒不敢言。石珤得知此事以后，查明真相，立即上奏：这些田庄都是老百姓世世代代的产业，强行占去，会激起民变，希望皇帝以安民治国大业为重，还田于民。皇帝只好下诏废除官庄，将强抢的民田还给百姓。

公元1526年（嘉靖五年）嘉靖皇帝令石珤为自己的生父编纂《恭睿献皇帝实录》，从封建宗法制度上为自己的生父树碑立传，石珤不得已而为之。不久，《实录》编成，进呈嘉靖皇帝，嘉靖皇帝再次厚加赏赐，而石珤却再次请求去官致仕。

内阁要臣王邦奇历来嫉妒石珤，得知他请求致仕，借机在嘉靖皇帝面前屡进谗言，诬陷石珤与辅政大臣费宏“为奸党”，请求嘉靖皇帝除去二人。二人被迫去职还乡。嘉靖皇帝诏准费宏“驰驿”归乡，却斥责石珤“归怨朝廷，失大臣谊”，下诏“一切恩典皆不予。”作为一代阁员要臣，石珤回归藁城故里，所有行装只有一辆牛车而已。京师父老无不惊叹：“自来宰臣去国无若珤者。”意思是：自古以来，宰相大臣离开京城，没有像石珤这样清廉的人。石珤清廉刚正之名远播各地。

石珤回归故里之后，闭门不出，公元1528年（嘉靖七年）冬，病逝于家，谥文隐。公元1567年（隆庆初年）改谥文介。^[1]

石珤一生，不仅以刚正不阿闻名朝野，而且为人尤重忠孝。他为官治吏常讲“为臣必忠”。他认为，敢于仗义执言，为民请命，心胸坦荡，就是对朝廷的忠；为官正直，严于律已，廉洁自重，秉公尊法就是忠。正是这种忠孝观，使得他不畏权贵，甚至不畏帝王，以敢于直谏而驰名。对于家人，他非常重孝义。其兄石玠病故后，他抚养侄儿如子。其姐姐嫁于周姓，亡故后，子女孤弱不能自立，他抚育成年；对待三位胞弟也是“友爱倍至”。因此，他罢官于家，其侄儿们对他敬孝如父。

纵观石珤一生，以士大夫“人格”而自立，以报国才华而入仕，以刚正清廉而入阁，最后，因刚正直谏而罢官，身后，还是以刚正廉洁而留名。

其兄石玠同样为官持正，敢于直谏，历官兵部右侍郎、户部尚书、右都御史掌院事。因谏嘉靖皇帝南巡事触犯皇上，引疾辞归。^[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