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读于谦的那首《咏煤炭》时，觉得很不上口，后来才知道那是旁韵。

  　旁韵对于我来说，并不很熟悉，最初的理解就是它是一种特殊的押韵方式，然而在现代五、七言的近体诗中，称旁韵为借韵，而在许多古籍中将借韵解释为：在五七言绝句与律诗的第一句借用旁韵，叫做借韵。

  　“但这毕竟仅在明朝风行。”也许有人这么说，其实不然，谢榛有句话是：“七言绝句，盛唐诸公用韵最严。盛唐突然而起，以韵为主，意到辞工，不暇雕饰，或命意得句，以韵发端，混成无迹。宋人专重转合，刻意精炼，或难於起句，借用旁韵，牵强成章。”由此见得，从宋朝起，就有旁韵诗出现。

  　但细读易安、苏轼、稼轩的诗，似乎押旁韵的诗并不多。易安留下的诗本就不多，除了《绝句》以外，就只有“巨舰只缘因利往，扁舟亦是为名来。往来有愧先生德，特地通宵过钓台。”是有押旁韵之嫌的。而苏轼大概也只有《春宵》一诗有嫌疑，但要说押旁韵，也有几分牵强。倒是辛弃疾的诗几乎都不太“正”，有点“旁”。难道旁韵是从北宋开始发展，到南宋逐渐成了气候？

  　到了明朝，于谦的诗无话可说，句句旁韵，但明初的大军师刘伯温的几首诗，却没有一句是押的旁韵（但这四首诗因为某一巧合，被我怀疑是否是刘伯温之作）。

　　扯远了，再说回来，为何到明朝旁韵诗成为了时尚？

　　首先，明朝的小说很突出，四大名著它就占了三个，但没有一位能登大雅之堂的诗人，在270多年里，不停地在“复古”，“反复古”之间循环，没有创造力、创新和开拓精神，也许这是他们使自己的诗风能够留在史册上的惟一方式，仅是为了突破平庸？而且是在江郎才尽的无奈情况下？

　　第二，明朝的诗坛主要有三段历史，“台阁体”，“公安派”，“竟陵派”，特别是“公安派”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三人，反对前七子，后七子的复古主张，对过去的诗风不屑一顾，认为他们“剽窃成风，万口一响”，他们还认为不能以时代论文学的优劣，每个时代的文学各有其特色，如一味崇拜前代，那文学就没有创造和发展，看来这是他们的特色，并且初衷是好的，就是没看见有什么发展。

　　第三，明清时期，中央集权达到鼎盛，他们用如此独特的风格来抑制文化、思想，并区别前朝留下的诗文，从而达到“坐”江山的目的，不知道这种时尚是否有政治原因。就像梅德韦杰夫一上台，印有他的头像的海报就开始热卖，谁知道是不是因为文化水平不高的朱元璋写过一首不押韵的诗，而形成这种风气。

　　第四，也许旁韵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神秘、严谨。在明朝时期，中原大地有一次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移民，多种文化的交汇融合，各种方言的巧妙碰撞，汉字读音的变化，成就 了旁韵的出现。因为在唐诗中也有这种情况，如“见”读“现”，也是为了韵脚（不是通假）。

　　第五，在明朝之前是元朝，在我的印象中，元曲是不怎么押韵的，例如《咏喇叭》（但《天净沙.秋思》是押韵的）在《红楼梦》中，清朝的那些曲也不押韵，也许正是这种不押韵，使他们的韵脚相对宽松，也就形成了这种旁韵。

　　都是一些我个人的的看法，乱七八糟，“不知所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