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者清风

在上周四上午一节选修课上，和往常一样，因为大四了，很多人忙着考研找工作，也有很多人比较懒散，课堂出勤率很低，一百来号人来上课的不到一半。上课老师来到教室看到这样的出勤率很气愤（他上节课强调了出勤问题），等上课时间到了之后，他并没有开始讲课，说：“你们出勤不到1/3，我就拒绝上课。”随后，拿起包走了，来上课的人也只好离去。

在大学中，学生和老师之间的逃课和“反逃课”斗争并不鲜见，但是老师用这样的方式“反逃课”，在我还是第一次碰到。逃课和“反逃课”的斗争每天都在大学中上演着，老师们为了让学生出勤想出了很多办法，点到、签名、写课堂作业、课堂提问、平时考勤算入期末考试成绩等等，但是“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同学们也把聪明才智发挥到了极致，想出了很多应对的办法，装病、请假、代答、代签、中途逃课等等无所不用其极。这样一来，尽管老师们出了很多招，出勤率依然很低，在斗争中每每“胜利”的似乎都是学生。老师们好像并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反逃课”办法，脾气好原则性不太强的老师“忍”了，性子急原则性强的老师往往气得够呛，就如我上面提到的那位老师，直接拒绝上课。

老师用“拒绝上课”的方式来“反逃课”，我相信这个老师的初衷是好的，他只是想让逃课的同学都能来听课，也是为了同学们好，但是处理的方式我认为并不妥当。几年前读的一个发生在外国大学的故事让我记忆很深刻，有一个老教授讲的是很不受欢迎的《古典英语文学》的选修课，选修这门课的人不多，来听讲的人更是寥寥，直到有一天上课的只剩下了一个同学，而这位老教授并没有因为听课的人只有一个而简化他讲课的程序。有人不解问他：“听你讲课的只有一个人，你为什么还像给一百个人讲课一样富有激情？”教授回答：“讲课是我的义务，只要还有一个人愿意听，我就得讲。”相比之下，拒绝上课的老师显得并没有那么坦然，权利义务关系也没有那么明确。面对出勤率低，老师当然有处理这种情况的权利，采取一些措施惩罚逃课的学生，但是老师并不能拒绝上课，讲课是其必须履行的义务，不能以为对逃课同学的警示而拒绝给来听课的同学讲授，这样不仅没有履行自己的义务还损害了听课同学的权利。

其实，这样的“斗争”并不是不可调和，老师也并不是没有办法。在大三的时候有一个讲商务函电的老师对付学生逃课就很有办法，她从来不点名，从来不要求写课堂作业，对学生的出勤没有要求，但是她的课的出勤率并没有因为这些“反逃课”措施的缺乏而变得很糟，反而从始至终同学们的出勤率都很高，逃课的成了少数。为什么会是这种情况呢？原因其实很简单，她讲的很好很实用，倒不是说她有多么高明，她只是把同学们学习这个课程想要知道的东西讲了出来，而不是空空的谈那些理论，没有人想错过这样的课程。

当然，逃课问题的解决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有学生的问题也有老师的问题，但根本的原因在于大学课程的设计和安排不合理，课程和学生实际的需求脱节。也许那些带有“强制性”的措施也能把同学们逼来，但效果我想不会好到哪儿去，与其那样还不如改变一下看问题的角度，改变一下授课的方式，这样效果反而会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