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的女儿张心庆女士最近出版了《我的父亲张大千》一书（中华书局2010年3月），共收入短文六十篇，全书约十万字左右。也是第一本由张大千子女所撰写有关张大千生平的书籍。张心庆在张家的兄弟姐妹中排行十一，所以张大千有时就称呼她为“十一”。她的生母是张大千原配夫人曾正蓉（1901-1961），1930年2月3日出生于上海。张心庆曾经在1963年夏天（约6月左右）赴香港探亲，与父亲张大千在分别了十四年后再度相逢，随同赴港探亲的还有她的女儿张敏（小名小咪），到暑假结束后离港返回成都。后来许多有关张大千的传记里，大多记录的是十女张心瑞（小名拾得，二夫人黄凝素所生，李秋君干女儿）在1963年到香港和巴西探亲的经历。而对张心庆携女儿在香港的探亲情况却记载甚少。本文约有七八篇文章写了张心庆在香港期间与张大千相处的情况，可稍补以往张大千研究中某些史料的缺失。

后来，张大千因要回巴西圣保罗，张心庆遂与父亲离别。张大千在机场时与外孙女小咪显得依依难别。朋友徐先生（不知是否是徐伯郊）的夫人就对张大千父女建议：心庆先回成都，小咪留在香港由她负责带。到明年再将小咪带到巴西去。张心庆当时确实有点心动，觉得是个好办法。但张大千将她叫到一旁说：“心庆，爸爸有话跟你说。你要对自己的孩子负责任。要么你带回成都，要么我带回巴西，没有第三条路。听我把话说完，小咪毕竟是个孩子，天真淘气，徐奶奶要教她听话懂事，有时不得不严格要求她，孩子会感到徐奶奶没有妈妈爱她；如果她调皮，徐奶奶放松一点儿，以后孩子回到家里，你做妈妈的会责怪徐奶奶没有教育好你的孩子。徐奶奶辛辛苦苦帮你带孩子，反而里外不是人。这种事千万做不得。自己的孩子必须自己教育，自己负责。心庆，你是明白人，我就不多说了。”因为当时张心庆的丈夫是“右派”，另外她也实在不忍麻烦父亲，所以在两难之后还是决定将女儿带回了成都。张大千也曾想将张心瑞的小女儿留在巴西由他抚育，但后来实在不忍她们母女分离而作罢。张大千生来就是人情练达和洞明世事之人，尤其是在重大事情的决策上，思路清晰，极具眼力。但是当时大家谁都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会是他们父女两人此生的永别。

我们在研究或阅读有关张大千的生平或传记时，有一个较为“敏感”的问题，就是当年张心瑞和张心庆到香港与张大千相见时，她们当时是否有没有所谓的“统战”任务，就是受有关部门的委派，要她们去劝说张大千回国定居或回国参观？张心庆在《我的父亲张大千》一书中的相关文章里也是只字未提，她所写得多是父女之情和天伦之乐。张心瑞在后来的文章里，也没有谈及这一方面的实情。回看当年的政治环境，大陆方面确实是通过许多的途径和方式，希望张大千能够回大陆定居或回国参观。所以曾经为之特批张大千的多位子女或侄子到香港探亲，但是令大陆方面没有想到的是，那些“说客”大多被张大千留在了身边，最后都一起前往巴西定居。

有一点我们应该注意到，张大千其实是一个有自己政治“底线”之人。在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期间，如果有人要劝说他回大陆，那他就不惜与之翻脸和绝交。但是对子女或侄儿辈，张大千则稍有留情。而后来大陆方面的有关张大千的著作或文章里则竭力掩饰这一点，而台湾方面的有关著作和文章里则刻意夸大这一点，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关于张心瑞和张心庆此方面的情况，我到想转引一下包立民编著的《张大千家书》（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4月）一书中的一段文字：“张心庆是大夫人曾正蓉所生。自幼乖巧，颇受父亲喜爱。她只是在香港与父亲相晤，团聚时间虽然不长，但父女间应该有许多私房话，也难免有祖国进步，劝说父亲回大陆之类的话。但是大千在友人面前很少提起，也许与她的处境有关。而拾侄（超注：应该是十女）心瑞则不然，不仅在亲友面前摆，而且要在新闻记者面前摆，不是小摆，而是大摆龙门阵。爱之愈深，失望也愈大之故也。”此说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张心瑞、张心庆和张心素（张善子长女）等人后来在1981年和1982年均先后到过美国“探亲”，但张大千早在1977年5月初就已经定居台北。父女天隔一方而无法相见，虽然时有电话问候，但常常是双方语带泣声，这也成为他们一生永远的痛和最大的遗憾，颇令人伤感。张心庆在本书中有几篇文章写了她在美国探亲期间的一些情况，她在张大千故居“环荜庵”里居住了三个月左右。她在花园里看见一个圆形的大理石花盆，有脸盆一般大小，造型非常雅致，上有张大千手刻的“环荜庵”三字。张心庆很想带回国留作纪念，所以她就打电话给父亲，张大千知道后就说：“家里的东西，你喜欢什么，都可以拿回去，和妈咪说一声就行了。”后来张心庆将这个花盆捐赠给了四川内江的“张大千纪念馆”。

张大千在家里是绝对的“主人”，几乎是说一不二，他非常讲究礼节，尤其是辈分之别。其实他的子女们都有点“怵”他，他在子女眼中的“严父”印象远远大于“慈父”印象，所以子女包括侄子辈都对他有些“敬畏”之情，也在情理之中。但张大千晚年对大陆的子女们也颇有“怨言”，所谓的“亲情”，也并没有像有些子女们后来的回忆文章里所写的那些“纯洁”。张大千在晚年的“口述回忆”，即后来由谢家孝整理成书的《张大千的世界》（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2年1月）中有一章《变质亲情》，其中有一些“真实”的记载。当张大千知道了大陆方面放话，只要是大千先生希望见到的亲属，即或是朋友，只要提出来，都会尽快批准外出。而张大千当时却说：“哪里是给我面子嘛，还不是给我老头子增加包袱负担？想想看，大大小小说也有几十口人，如果个个都要出来，由旅费到安顿生活，哪一样不要钱。而且好多事还不是有了钱就办得通的，人到那里都要办签证，否则寸步难行。你们看这些事，不是整我？给我添麻烦还是啥子？”

张大千晚年对亲情似乎看得已没有五六十年代时那样重了，那些无休止的钱财“接济”或代人求画等，使得他非常的反感和不悦。张大千曾经在越洋电话里对张心庆说过：“十一，你要回去了，有什么话都要跟爸爸说出来。十几年前，我想留你或小咪在我身边，你不愿意。现在，就是你想在我这儿。我也无能为力了。人老了，心有余而力不足，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你这次回去，还需要点什么吗？美国比大陆买东西要方便一些，叫弟妹们去办······”再回想张大千当年要张心瑞和张心庆留在自己身边，或者将她们的女儿留在自己身边，应该是极有远见的。但是，世界上哪里去买“后悔药”呢？所以张大千也只能用钱物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弥补罢了。一个人有时在关键时刻的选择，可能是来自于一种近乎与生俱来的“判断力”。而人生绝大多数的重要抉择，都是在无法预知未来结果的情况下所做出的。如果是“事后诸葛亮”，夫谁不能？

张心庆在《我的父亲张大千》一书里，还有许多童年往事或家庭琐事等方面的回忆文章，应该是真实可信和感人的。但以我的浅见而言，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史料价值。将自己父亲的形象尽可能写得完美一些，也在情理之中，读者应该可以理解。但是在本书中也有些语焉不详的地方，令人稍为发噱。比如她在写徐雯波的身世时说：“我的第四个母亲徐雯波（1927年出生），曾经是我们家的邻居（在成都郫县太和场）。记得，她给我讲过，她的父母是大学毕业生，在成都闹霍乱瘟疫那年不幸先后去世，以后她就跟着姨妈们过活。起初，她和我大姐是好朋友，常到我们家来玩儿。她当时没有工作，有时也帮忙照顾我们几个弟妹。上一辈人的事情，有些我也搞不清楚，后来，我们成了一家人。”一个人怎么可能对继母的身世都不了解，还是有意无意地“为尊者隐”？我们外人不敢妄自猜测。

徐雯波原名鸿宾，四川郫县人，她原与张心瑞是中学（？）同学。有一种说法是徐雯波常常到张家看张大千作画，但当她想要拜张大千为师时却遭到了婉拒。后来据张大千晚年的“口述回忆”里说道：“我们大风堂收门生的规矩十分严格，定了师生名分就不涉及其他，我没有收她作学生，到乐意她做我贤惠的太太。我太太（超注：即徐雯波）有时候想起来了，还翻出老话来埋怨我啊，说我看不起人，不收她这个门生，其实呀，我说，实在就是因为我太看得起她了，才不收她作门生。”张大千与徐雯波可能是在1947年春夏时同居，不久徐雯波就有了身孕。由于是“老少恋”（两人年龄相差28岁），所以张、徐两人的婚事较为“低调”。故张心庆也只有含糊其事说：“上一辈人的事情，有些我也搞不清楚，后来，我们成了一家人。”另外还有一说，张大千曾经借寓于徐府作画，后来两人日渐生情而“暗度陈仓”。徐雯波与张大千共生有二子二女，现定居美国。徐雯波女士是一个少有的明事理而又豁达大读的女性，堪称是女中“须眉”和红颜“极品”。

张大千一生的经历应该是较为清晰的，唯一稍有些“歧义”之处，就是关于他晚年的所谓政治“立场”问题。我们研究张大千时也应该要正视和了解这一点，任何的夸大或掩饰都是徒劳和无意义的，否则就是“伪研究”和“假历史”。就我个人而言，我尊重和理解他当年的政治立场。张大千那精彩纷呈的人生经历，其实就是他一生最好的“代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