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寿，生卒不详，字遐龄，唐代相州（今河南安阳）人。现在可知他的政治与学术活动基本是在唐太宗初年至唐高宗初年这三十年间进行的。他任过东宫典膳丞、崇贤馆学士、御史台主簿，兼直国史符玺郎、兼修国史等官职。他在政治上没有什么作为，修史是他一生的主要事业。他参加了唐代官修史书《隋书》、《五代史志》、《晋书》和唐朝当代国史的修撰工作。还独自撰写了30卷的《太宗政典》。　　

    李延寿之所以走上治史道路，是与家学渊源分不开的。曾祖李晓，字仁略，“博涉经史，早有时誉”，“训勖子弟，咸以学行见称”，很受当时人称赞；祖父李超，字仲举，“博涉经史，不守章句业”，颇有创新学术的气概。　特别给延寿重大影响的是他的父亲李大师。李大师，字君威，“少有著述之志”，勤奋好学，知识广博，善于作文，尤长史学，“备知前代故事，若指诸掌；商较当世人物，皆得其精”。李延寿是李大师的第四子，深受父亲的影响和家学的熏陶。李延寿早年即怀有“思欲追终先志”之抱负，他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先人的未竟事业。《南史》和《北史》是李延寿以其大半生的时间写成的历史著作，这两部史书的编撰，李延寿说是“始末修撰，凡十六载”，如果从搜集史料之时来计算，“二史”的完成则经历了整整30年的时间。
　　《南史》和《北史》后来被列入“二十四史”中，在中国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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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佑，唐中叶宰相，史学家。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附近）人。父杜希望，官至鄯州都督、陇右节度留后。他20岁左右步入仕途，40岁以后任中央高级官员和岭南、淮南等地的长官，近70岁时任宰相，78岁因病退休，不久去世。杜佑有三子、十孙。长子杜师损，次子杜式方，三子杜从郁。其孙杜悰（杜式方之子）后来也做到宰相，杜牧（杜从郁之子）为晚唐著名诗人。

    他曾以三十六年的功力博览古今典籍和历代名贤论议，考溯各种典章制度的源流，以“往昔是非”，“为来今龟镜”，撰成二百卷的巨著《通典》。

    《通典》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成就最高的一部典章制度专史，是记录天宝以前历代经济﹑政治﹑礼法﹑兵刑等典章制度及地志﹑民族的专书﹐约一百九十万字，分为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等八门。杜佑在《通典·自序》里对此作了明白的说明：“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皆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这个逻辑构成，体现了杜佑对封建制度的全盘理解。《通典》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是典章制度专史的开创之作。从此以后典制史成为传统史学的一个重要门类，出现了一系列典章制度史的专书。

　　刘知几，(661-721)，唐代史学家，字子玄，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永隆年间（680年）以弱冠举进士，历任着作佐郎、中书舍人、着作郎，又撰起居注，兼修国史二十馀年。景龙二年（708年）辞去史职，从事私人修史工作。开元九年，六十岁时因营救长子犯罪流配一事而被唐玄宗贬为安州都督府别驾，不久去世。有《史通》传世，对中国唐朝以前的史籍作了全面的分析和批评，是中国第一部史学理论专著。

　　《史通》包括内篇三十九篇﹑外篇十三篇﹐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三篇在北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前已佚﹐全书今存四十九篇。内篇为全书的主体﹐着重讲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点和作史原则﹐而以评论史书体裁为主﹔外篇论述史官制度﹑史籍源流并杂评史家得失。《史通》是中国史学史上最早的从理论上和方法上着重阐述史书编纂体裁体例的专书﹐是对中国唐初以前的史学编纂的概括和总结﹐是中国史学家从撰述历史发展到评论史家﹑史书和史学工作的开创性著作。

　　《史通》对史学工作也有一些论述。如它把史学家的工作分为三个等第﹕一是敢于奋笔直书﹐彰善贬恶﹐如董狐﹑南史﹔二是善于编次史书﹐传为不朽﹐如左丘明﹑司马迁﹔三是具有高才博学﹐名重一时﹐如周代的史佚﹑楚国的倚相。刘知几第一次提出了史学家必须具备史才﹑史学﹑史识“三长”的论点。史学﹐是历史知识﹔史识﹐是历史见解﹔史才﹐是研究能力和表述技巧。“三长”必须兼备﹐而史识又是最重要的。史识的核心是忠于历史事实﹐秉笔直书。史有“三长”之说﹐被时人称为笃论﹐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
　　刘知几知几生长在“鼓簧史撰，柱石邦家”的官宦之家和书香门第里，整个家庭氛围的习染，使刘知几的童年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在知几的先辈中，同史学颇多关系者是他的从祖父刘胤之和从父刘延佑，而其父兄皆以词学知名。

    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初字公实，更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司马池之子。汉族，出生于河南省光山县，原籍陕州夏县（今属山西夏县）涑水乡人，世称涑水先生。司马光是北宋政治家、文学家、史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他主持编纂了中http://s15/small/4ea69c3fta9afbb0e2eee&690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司马光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其人格堪称儒学教化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对司马光的为人，朱熹评论：“公忠信孝友恭俭正直出于天性，其好学如饥渴之嗜饮食，于财利纷华如恶恶臭；诚心自然，天下信之。”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2年，他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

    可以使用一句话来评价司马光的一生：其实他的一生主要就是干了两件事情：编写《资治通鉴》和反对王安石的新法，但是两位对手相互的评价是：“司马君实，君子人也！”“介甫无它，唯执拗耳！”

    李焘（公元1115年－1184年），字仁甫，一字子真，号巽岩，眉州丹棱（今四川省眉山市丹棱县）人。累迁州县官﹑实录院检讨官﹑修撰等。所著《续资治通鑑长编》是中国古代私家著述中卷帙最大的断代编年史。
　　据史载，李焘在搜集材料时，“作木厨十枚，每厨作抽屉匣二十枚，每屉以甲子志之。凡本年之事，有所闻，必归此匣，分月日先后次第之，井然有条”。淳熙十一年（1184年），临终前遗言：“臣年七十，死不为夭，所恨报国缺然。”
　　李焘著述颇多，著有《巽岩文集》、《四朝通史》、《春秋学》等五十多种，大多失佚。今存《续资治通鉴长编》五百二十卷、《六朝制敌得失通鉴博议》十卷、《说文解字五音韵谱》十卷。

    李焘以四十年之力仿司马光著《资治通鑑》体例﹐断自宋太祖赵匡胤建隆﹐迄於宋钦宗赵桓靖康﹐记北宋九朝一百六十八年事﹐定名《续资治通鑑长编》。该书自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至淳熙四年(1177)﹐分四次上进。淳熙十年﹐重编定为九百八十卷﹐并上《举要》六十八卷﹐《修换事总目》十卷﹐《总目》五卷﹐总计一千零六十三卷﹐前後歷时四十年。《长编》记述详赡﹐史料丰富﹐为研究辽﹑宋﹑西夏等史的基本史籍之一。

http://s16/bmiddle/4ea69c3ft775e61cf733f&690    郑樵，生于北宋崇宁三年三月三十日(1104年4月26日)，卒于南宋绍兴三十二年三月七日(1162年4月26日)。史学家、目录学家。字渔仲，南宋兴化军莆田（福建莆田）人，世称夹漈先生。郑樵的著述达80余种﹐但流传下来的仅有《夹漈遗稿》﹑《尔雅注》﹑《诗辨妄》﹑《六经奥论》和《通志》等。

   《通志》为郑樵的代表作。该书收录了郑樵平生著述择要的“二十略”﹐其中的《昆虫草木略》是中国古代一部重要的﹑专门论述植物和动物的文献。郑樵的学术思想主要是"会通"、"求是"和"创新"。主张修书要据"仲尼、司马迁会通之法"。不赞成编写"后代与前代之事不相因依"的断代史。他重视实践的经验，反对"空言著书"，认为有许多东西是书本上没有的。他批评许多学者"只知泥古而不知有今，只知拘守而不知变化"，陈陈相因，缺乏创见。认为"诗书可信，然不必字字可信" 。

    据方志史料记载，郑樵一生三次从兴化（今莆田）赴南宋京都临安（今杭州）献书。第一次是绍兴十九年（1149），他献出所著的一百四十卷书“诏藏秘府”。从16岁结庐茅山中，到出山献书，计三十余年。其间“十年为经旨之学”，著有《书考》、《诗辨妄》、《春秋考》等。第二次献书在绍兴二十八年（1158），55岁的郑樵应高宗召对。第三次献书是绍兴三十一年（1161），郑樵带着200卷近七百万字的《通志》，步行两千里来到临安，进《上殿通志表》。时适“高宗幸建康（今南京）”，无缘得见，经辗转传递，得一道诏书，升他为“枢密院编修”，兼权“检详诸房文字。次年春天，宋高宗自建康回临安，记起郑樵献书之事，于是命郑樵呈献《通志》，就在高宗诏旨下达的当天，郑樵由于积劳成疾与世长辞，时年59岁。“海内之士知与不知，皆为痛惜。太学生三百人为文以祭”。

    郑樵一生读书、著述和讲学。他的学识广博，在当时可以说是首屈一指的。清代学者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指出：“南北宋间记诵之富，考证之勤，实未有过于（郑）樵者。”　

    袁枢（1131～1205），南宋史学家。字机仲。建州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幼年就能赋诗，很有抱负，在故乡南桥上曾题诗：“玉龙倒悬过寒潭，人在云霄天地间。借问是谁题柱去，茂陵词客到长安。”17岁进杭州太学，20岁以“修身与写赋”参加国子监考试。后又参加礼部考试，得词赋科第一。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中进士。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中进士。初任温州判官、兴化军教授。乾道七年（1171），为礼部试官，出为严州教授。其后历任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官、权工部郎官兼吏部郎官、吏部员外郎、大理少卿，出知常德府、江陵府等职。喜读《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著《通鉴纪事本末》42卷，因其文总括为239事。

    《通鉴纪事本末》为中国第一部记事本末体史学著作。创造记事本末体这一新的写史体例。同司马迁的记传体，司马光的编年体同为史学上的三大巨作。列为历史上的三大体裁，与司马迁，司马光并驾齐驱。对中国历史的书写有极大的帮助。创造纪事本末这一新的写史体例，兼有纪传、编年二者优点，使“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析”，对后世影响极大，明清两代多有仿作开创以“事”为纲的本末体史书。
　　全书约200万字，上至战国，下至五代，总括了1362年的历史。《通鉴纪事本末》是袁枢在严州任教授时所撰，这时由于职掌清闲，可以从容论著。

    马端临，(1254-1323年），字贵舆，号竹洲。饶州乐平（今江西乐平人）。宋元之际著名的历史学家。其父马廷鸾为南宋右丞相，曾任南宋国史院编修官院检讨官，以忤贾似道归里。端临侍父家居，博极群书。咸淳年间，漕试第一，以荫补承事郎。宋亡，隐居不仕，历20余年专心著述《文献通考》。父卒后，教授乡里，任慈湖、柯山二书院山长、台州儒学教授。

    马端临为谋求治国安民之术，探讨会通因仍之道，讲究变通张驰之故，以杜佑《通典》为蓝本，完成明备精神之作《文献通考》。《文献通考》是中国古代典章制度方面的集大成之作，体例别致，史料丰富，内容充实，评论精辟。《文献通考》348卷，记上起三代，下终南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的典章制度。唐天宝以前史实，以杜佑《通典》为基础作拾遗补缺；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五年，加以续修。共分24门，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为作者自创。所载宋制尤详，多为《宋史》各志所未备。马端临在《通典》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和补充。把《通考》分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选举﹑学校﹑职官﹑郊社﹑宗庙﹑王礼﹑乐﹑兵﹑刑﹑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舆地﹑四裔二十四门﹐各门再分子目﹐制度史的体例更加细密完备。其中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门,是作者的新创。

　　《文献通考》对宋代典章制度的记述特别详细﹐可以订正﹑补充《宋史》诸志的地方甚多﹔对历代制度演变的评论颇多独到的见解﹐实为研究宋史的一部基本史籍。《文献通考》作为一部记叙中国历代典章制度的专著，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起了相辅相成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