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河之滨太行之麓的‘邘国故城’”系列之四
邘邰惊见“河南第一坝”

尽管自己姓于，但对邘国、于姓乃至于姓名人，留意不多，知之甚少。
关乎于姓名人，所知与大家相似：“焚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葬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只有痛哭”的于右任；中国氢弹之父、中国核武器奠基人之一的于敏……
他们与我何干？只是他们姓于，我也姓于而已。
但是，2008年6月28日，天津市工商业联合会（商会）副会长于学军先生顶着酷暑驱车抵达郑州，商议在“邘国故城”筹建于氏宗祠与于氏宗亲恳亲大会此召开事宜，倒是让我生出些许一笔写不出两个“于”字的感觉。
“邘国故城”与他这位天津人有何干系？于姓人群与他何干关联？但他要在“邘国故城”筹建于氏宗祠，于氏宗亲祖根地恳亲大会食宿之资，他也非要全部埋单。
一直催我写写“邘国故城”的于鸿玺先生，似乎与“邘国故城”也毫不相干。
他家在河南西平，在当地搞史志工作。一次偶遇，一个机缘，让他知道这个世界上原来还有个“邘国故城”，这里是天下于姓最初的家园。
自此，他迷上邘邰——在西平与邘邰之间，奔波穿梭。
“现在邘邰村委在他们的办公楼上给我腾出一间屋子，让我一来研究于氏文化，二来敦睦于氏宗亲。”于先生说。
人渴望洞悉未来，也希望知道过去。
了解过去，也许比预知未来更加困难——至少在“我从哪里来，会到哪儿去”上是这样的。
于是，一个庞大的姓氏族群只能全都寄身在一位知名先祖下，这个先祖绕来绕去，又会成为黄帝后裔。如此这般，中国人不但有了共同文化，也有了共同祖先。
整个中国人有一个共同的“国”，也有了一个共同的“家”——国家，家国，如此这般，两位一体起来。
黄帝子孙，都有黄帝有血缘关系？邘国灭国而有于氏，于氏族群都与邘国宗室血脉相连？
似乎与不该都与血缘相关。子民也能怀念自己的国家，以国为氏。这既是一种家国认同，也是一种文化认同而已。
也因此，我对认领一位高贵祖先，是向来不感兴趣的。在内心深处，我总是隐隐觉得，我的祖先，是给人当牛做马的。
但前几天，看到一条新闻：“日本厚生劳动省公布的最新调查显示，2006年日本国内出生的新生婴儿几乎每30人中就有一人拥有外籍血统，每150名新生婴儿中就有一人拥有中国血统……”
地球太小，现在真是成了一个村庄。
写到这儿，忽然又想起2006年看到的一则当时还被我当作笑话的新闻：人类共有一个“超级祖先”。
现在生活在这个地球上的65亿人有一个共同的祖先，他生活在几千年前，确切地说，是生活在几千年前的东亚，甚至中国。
美国科学家奥尔森等在《自然》杂志刊发《关于计算人类共同祖先产生的时间》，称：如果追溯到2000年到5000年前，就有一个人是现在所有活在地球上的人的祖先。
其实，这个人并没有什么特别，只是他的后代蔓延到了全世界，最后他就成了所有人的祖先。每个人都有父母、祖父母、曾祖父母，这个数字以2、4、8、16、32……这样增长下去，几个世纪前，每个人都有上千位祖先了；而到了公元1400年，就是100万位；到公元800年，就是1万亿位祖先。
有的中国人以西方学者欠缺中国知识为由，“整合中外，贯通古今”，推断全人类共同的祖先当是黄帝。
人类应当有一群先祖，这是一般常识。
把一种科学方法引导到狭隘的民族主义上来，让人啼笑皆非。
其实，5000年前任何一个有连续后代的人，都可能是现在全世界65亿人共同的祖先（尽管最终源头有可能会归结在一个人身上）；换言之，现在全世界的每一个有连续后代的人，若干年后，也都可能成为未来全人类共同的祖先。
如此说来，黄帝是中华民族共同祖先的说法，倒也能被现在的科学方法所证实——黄帝现在都可能是全人类的祖先了，那他是中华民族的祖先，当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
只是，别以狭隘的民族主义非说黄帝是全人类的祖先——因为那个时代的任何一个人，无论天子还是奴隶，只要有连续的后代，都有可能是全人类共同的祖先。
写到这儿，忽然明白：３０００年前的邘叔，有可能是我的祖先，也可能是张王李赵刘什么的祖先。因为姓氏别婚姻，邘叔可能不是我这个奴隶后裔的祖先，更可能是张王李赵刘什么的祖先。
只是从文化上，于姓认同邘叔，张姓认同挥公什么的。

郑国亡邘
以文化的名义，中华民族找到了共同祖先，那就是黄帝；以科学的方法，西方学者得出现在的人类，可能共有一位“超级祖先”。
哈哈，真是“天下一家”。
尽管都是追问“我从哪儿来”，这也是人类的天性，但西方学者找来的祖先，实在太多太多，以致多到让我们觉得聊胜于无；中国古人找来的黄帝，倒让我们觉得自然、亲切。
人类有时需要科学严谨，有时也需要模糊迷离。
从某种意义，特别是文化上说，我倒是喜欢我们的先人寻找祖先的法儿。
这也是犹豫半年，决定写写“邘国故城”的一大因缘。特别是于学军先生以他的行动，让我顿然明白：中国的祖先架构、姓氏架构、宗亲架构，竟然也如此妙不可言。
古今中外绕了半天，还得回归邘国、回到于氏。
邘国灭亡而有于氏族群，这是没有问题的——尽管最初的于氏族群里，有邘国宗室，有邘国百姓，而且后者必定是大多数。但妙不可言的“国”——“家”构建，让于姓族群都归在邘叔门下。
其实，在中国文化中，先祖也是向来都可以随便“认领”的。认来认去，一盘散沙成为一只拳头，很多拳头凝聚而为中央之国，天下一家。
既然邘国失国而有于氏，那么邘国灭亡，当是于氏族群诞生的第一事件。
不能没有“第一事件”，于是诞生一个传说——
东周初年，当邘国国君传至邘厥时，为郑国所灭。在强大的郑国攻击下，邘国军民伤亡惨重，邘厥潸然泪下：“邘国今朝亡在我手，我愧对列祖列宗！”
臣民泣不成声，邘厥擦干眼泪，说：“大家拿些宫室财物，各自逃命吧！只是不要忘记，我们都是邘国人，我们都姓邘；没有了国家，我们的邘就成了无‘邑’之于，那今后我们就以于为氏吧！”
言毕，邘厥拔剑自刎。
邘厥的两个儿子于乾、于坤，历尽艰辛，逃到宋国（今商丘一带），繁衍后代……
“厥”有“昏倒”、“气闭”的意思，邘国末代国君曰“厥”，其意何在？
邘国既然有开国之君，就有末代之君。邘厥，不失为一个末代之君恰当“代号”乃至“谥号”；至于于乾、于坤，无非是说于姓失国，存乎天地，族谱可信其有，正史可存其疑；于乾、于坤流落宋国，倒是道出了于氏族群最初的迁徙路线——走向宋国、卫国以致鲁国、齐国……
避难东方大国，当是那个时代于氏族群的最好选择（当然，《于氏族谱》上也说仍有诸多于姓百姓继续生活在邘国故地）。到了汉代，是“东方于氏”率先崛起，走向王朝权力中心（西汉时，于定国担当王朝之相，东海郡成为于氏著名郡望）。
《于氏族谱》尽管写了邘厥、于乾、于坤等，但翻阅正史，连邘国如何灭亡，都是阙如。
《春秋左氏传》有这么一段话，间接宣告邘国死亡——
“王（周桓王）取邬、刘、蔿、邘之田于郑，而与郑人苏忿生（周代开国功臣，苏国开国之君，武王司寇）之田：温、原、絺、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陉、隤、怀（今日温县一带这十二邑，都是当初苏忿生的封地）。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郑也——恕而行之，德之则也，礼之经也。己弗能有，而以与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桓王强取郑国已经占领的邬、刘、蒍、邘的土地，把苏国“十二邑”给与郑国，也算交换。也许平王东迁洛阳，苏国比邻王畿，这让苏国成为一个“问题”——苏国与天子不同姓。不过，苏的土地，不在天子掌握中，是故桓王只是给同姓的郑国开了张空头支票——桓王没能力解决这个“历史问题”，郑国也没有能力消化这片土地。
只是到了晋文公为天子平乱，襄王又拿出这片土地送了一次人情，有了“晋启南阳”。郑庄公毕竟是初试锋芒的“小霸王”，人家晋文公才是霸王时代的“大霸王”——切记，晋国也与天子同姓。
隐公十一年（前712年），桓王从郑国手中强取邘地——《左传》云“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郑也（周、郑交恶）”；我们能知道的，是邘亡于郑，且至少在公元前712年，已为郑所灭。
礼崩乐坏，郑国是急先锋。郑国灭掉同姓的邘国，不是史书无载，只是太过恶劣。是故，孔子编《春秋》而刻意删除之。
孔子干了太多自以为是的事儿。他是克己复礼代言人，是那个时代头牌新闻检查官。

悲情邘邰
邘国北依太行之雄，南控虎牢之险，太行南路道出都城。
从战略上说，春秋初年的郑庄公必须吃掉邘国，方可遏制晋国南下中原，并为郑国的崛起铺平道路。
郑国正在崛起，周朝正在衰败——考察平王年间“周郑、交质（互换太子为人质以示友好）”，不难看出，春秋初年的中原大地，实际上已经出现两大力量中心。
平王驾崩，桓王即位。
年轻气盛的桓王难以容忍郑国与周王室分庭抗礼的现实，于公元前712年强取郑国的“占领区”邘地等，收归己有——郑庄公似乎咽下了这口恶气；公元前707年，桓王罢免郑庄公左卿士之职，打算让虢公独自执政（平王为了弱郑，曾经有过分政于虢，任命虢公忌父为右卿士，郑庄公由卿士改任为左卿士；平王为平息郑庄公对这一政治安排的不满，以“周郑、交质”抚慰庄公）。
为了报复桓王，郑庄公决定不再朝周。于是桓王率陈、蔡、虢、卫、陈联军攻打郑国。结果，祝聸“射中王臂”。
祝聸本想一不做，二不休，把天子拿将过来，但被郑庄公制止。郑庄公说：“犯长且难之，况敢陵（凌辱）天子乎？”于是，连夜派出大臣向天子请安，缓和周、郑矛盾。
从无奈“奉献”邘地等给桓王，到连夜向桓王请安，在“双轨制”的道路上，郑庄公一要“软着陆”，一要郑国崛起，好生艰难。
但无论怎么说，桓王强取邘地，改变了春秋初期中国政治版图，打乱了郑国逐鹿黄河之北的战略设想。几十年后，襄王把苏国十二邑赐给晋文王，“晋启南阳”，开始挺进中原。
郑国因为失去邘地而失去在黄河之北发展的战略空间，等到晋“晋启南阳”、楚国崛起，郑国也就只能在晋、楚之间左右斡旋了。到了三家分晋，魏、韩入主中原，郑国就只能走向灭亡了。
2008年7月1日，风儿掠过邘国故城，农田里那依照周代礼制铺设的三纵三横城内古道，依稀可见，只是成了当下的乡间小路。
2002年，为了弄清邘国故城，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北城墙东段搞了一个2米长的切面。“上部是汉代夯土，之下是东周、西周，再下是商代夯土；商城之下，还有仰韶文化遗址。”沁阳市文化局前局长邓宏礼先生说，“考古学家郑杰祥先生认为这儿可能是‘大邑商，商代的陪都’，考古学家郝本性先生说‘邘国故城，大有文章可做’。”
“经过几十年调查，周代城内排水管道、商代铜爵青铜剑、仰韶时期彩陶等，这儿都有过出土。”邓先生说，“乃至汉代墓群、战国墓群、西周墓群、商代墓群等，其大体方位，我们也已经掌握。”
尽管邓先生不厌其烦地向记者详细讲叙邘邰村各个时期的墓群方位，说实在，我没认真听，更没认真记。
我总以为，当下人等乃至学者，不管为了什么，都不该打搅古人的清梦。
河南神农山（与邘邰村为邻）说有炎帝祭坛、山西羊头山（在晋南，与沁阳为邻）说有神农城、湖南炎帝陵说神农埋葬在他们那儿——各说各的，都是文化认同，有何不好？
掘开邘邰古墓，除博物馆多了几件文物，考古学家能写几份考古报告，又有何好？
炎帝败、盂方败、鄂侯败、邘国败、郑国败……拥有邘邰者，都以悲情收场。邘国故城东北部残存的防洪大堤，似乎不该再这样悲情下去。
这个长３．５公里、宽１５米、高２～４米，依龙门石河而建的水坝，俗称“故岭”。考古学家杨育彬先生、曹桂岑先生认为它“最晚也是战国时期为保护邘城而修筑的，由此可窥这座城池的历史地位。”
“这样大规模的防洪建筑，在河南、乃至中国还是第一次见到，堪称‘河南第一坝’。”邓先生说，“防洪在中国古代文明中的地位，不需多言；‘故岭’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最早的防洪建筑，它的意义，无需多言。”
但“故岭”算不算邘国故城的一部分，似乎还是个问题。
目前，“故岭”正在与日消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