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古代神秘的智谋经典——《素书》

    “《素书》共一千三百三十六言，上有秘戒，不许传于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若非其人必受其殃，得人不传亦受其殃。”（参看《素书·张商英序》）
    一本流传了很久的神秘智典，伴随着迷人的神妙故事，汉朝之后的某一个时期，当盗墓者盗窃古墓时，从幽深古墓的玉枕中发现了一本古书，古书写着上面的这一段话，据说是汉军师张良随葬于墓中的。古书的秘戒既苛刻又吓人，警告此书不能传给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否则会遭殃；但如遇合适的人不传授，也会遭殃。这是一本奇书，来历很不一般，内容也非同寻常。
    据《史记》记载：秦朝末年，韩国有位少年张良，为了报灭国之仇，散尽了家财，以访求刺客，刺客在博浪沙谋刺秦始皇，不料误中副车，刺客被擒，触柱而死。秦王大怒，下令通缉刺客的主使。张良在生死的紧急关头，更姓易名，遂逃匿于下邳（今江苏省邳县南瞧宁北），执意结识各方豪杰，以待复仇机会。后来，张良行游于沂水大桥（今江苏省邳县南）时，偶然遇到一位身着粗布褐色衣服的古怪老人。当张良走近时，老人故意将自己的鞋丢落到桥下，并傲慢地对张良说：“年轻人，下去把鞋给我捡上来！”张良对老人的傲慢举动很恼火，本想痛斥他，但想到老人年事已高，就不予计较，他下桥将鞋捡上来。老人又说：“给我穿上！”张良想：既然帮他把鞋拾上来了，就给老人穿上也无不可。于是，他跪下来将鞋给老人穿上。老人看到张良不但能忍辱下桥拾鞋，还能谦恭地跪下为他穿鞋，暗中称赞他胸襟广阔，含笑离去。张良见了暗自惊奇，望着老人远去。过了一会儿，老人又返回来说：“孺子可教也！”“五日后清晨到此与我相会。”张良感觉这位老人举止不凡，便恭敬地跪拜说：“是。”五天后的清早，天刚发亮，张良急忙赶到桥上，谁知那老人已站立桥上多时了。老人气呼呼地对张良说：“与老人相约，为何迟到？！”说完就很不高兴地走了。临走时又嘱咐说：“五天后在此再相会。”五天后，张良鸡鸣时就赶到桥上，可是又来迟了，老人已在桥上。老人又不高兴地说：“过五日清晨再来。”过了五天，张良不敢怠慢，在半夜时分就赶到桥上，张良等了好一会老人才到，老人高兴地说：“哈哈，本该如此。”老人从袖中掏出一部书传授给张良，叮咛说：“你认真阅读此书，就可以做帝王之师了！再过十年，将会兴兵起事。再过十三年之后，你与我在济北重逢，谷城山下有块黄石，那就是我。”说完，飘然而去，遁然无踪。天亮后，张良看老人所授之书，原来是一部《太公兵法》，张良认真研读此书，后来果真成了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军师，辅刘邦灭了项羽，统一了天下。在老人交待后的十三年，张良随刘邦经过济北，果真在谷城山下遇见一黄石，张良将它搬请回府，视同珍贵的宝物供奉起来。张良逝世后，与黄石合葬一处。后人尊称这位授书老人为黄石公。
    根据宋朝的宰相张商英考证，老人传授给张良的那本珍贵的书，是误传为《太公兵法》，其实就是《黄石公素书》。
    这位张商英可不是一般的人物，他早年气度非凡，倜傥高傲，颇有不可一世的气概，而后又归心佛事，深研佛经，参悟佛法，与庐山东林觉总禅师成为默契知音。他曾写过《护法论》，捍卫佛教，与韩愈、欧阳修等排佛名家激烈论争，认为儒、道、佛三教是一致的，佛教治病于根本，比儒、道更高出一筹。当然，深谙佛道的张商英并不是静心归佛，他对政坛的熟知并不亚于对佛经的熟悉。他曾任通川县衙主薄，管理文书处理杂务；任江西槽运使，负责水陆粮食运输；任监察御使御史，负责纠察、弹劾官吏；任尚书右丞，掌管兵部、刑部、工部三部事务；任尚书左丞，掌管吏部、户部、礼部三部事务；任宰相，周旋于宋朝当时极为复杂的政治漩涡之中。他支持变法，参与王安石与司马光的激烈斗争，他大胆谴责当时守旧派的重权人物吕公著、苏东坡、文彦博、范祖安等；他与三起三落的奸相蔡京屡次斗法，屡败屡胜，坚持变法的一贯主张，革弊兴正。据说，徽宗任命张商英为宰相时，久旱不雨的老天爷竟然下起了瓢泼大雨，京城万民欢呼，认为张商英被拜为相感动了上天，皇帝也大喜，亲书“商霖”二字赏赐张商英。张商英历经宋神宗、哲宗、徽宗三朝，有着地方官和中央政府官员的丰富政治经验，而且，政坛的成功也表明了张商英的政治技巧成熟老到。正是这位曾经倜傥高傲又深谙佛理，坚持政治原则又能逢源应变的宋朝名相，对《素书》十分的兴趣，写了深刻的序言并对全书作了很十分出色的评注。
    我们很难断定上述关于黄石公把书传授给张良的真实性，也很难确定《史记》所记载的老人所授的《太公兵法》真的就是《黄石公素书》，但是，张商英关于《素书》的序和注是确确实实流传下来了。
    张商英在序中首先确认了黄石公所授予张良的书就是《素书》，他说：黄石公的《素书》共有六篇，据《前汉列传》、《史记·留候世家》记载，黄石公于圯桥传授给张良《素书》，世人多以为那就是坊间流传的《黄公三略》、《古兵书》，这实际上是传播者误传了。（参看《素书·张商英序》）
    张商英说得很神秘：西晋八王之乱时，有盗墓贼挖开了张良的坟墓，在古墓的玉枕中获得此《素书》。（参看《素书·张商英序》）
    如果这一说法是真实的，那至少表明，汉军师张良确实把《素书》看得非常宝贵，将其放在玉枕中随葬了。书中有上述所说的秘戒，更表明黄石公对该书是何等的慎重！黄公石遇到张良那样的贤人豪杰，便将书传授给他，而张良未能遇到合适的人，只好将书埋葬于坟墓中了。五百多年后的晋末，幸好有盗墓者得到了，《素书》才能重新流传于世间。张商英感叹说：世间传播的仅仅是黄石公的文字而已，至于黄石公那深邃精妙的涵义，那是语言文字所无法表达的！（参看《素书·张商英序》）
    这位宋朝的名相很有感慨，引申出一大通的历史哲理，我们看看他的分析：天道与人事之间，未尝不是互相作用的，古来圣贤均能尽心竭力地去顺天而行：帝尧虔诚敬畏地尊循上天的旨意行事；虞舜将日、月、五行“天体七政”的运行道理运用于政治上；夏禹理顺了《洪范九畴》所说的治理天下的九类大法；商朝宰相傅说向君王武丁讲述自然天道；文王将《八卦》演为卦；周公效法天地四时建立官吏体制，设太师、太傅、太保三公，以调和处理各种政事；孔子欲行无言之仁道政治；老子以“有”、“无”来概括天道运行规律。古书《阴符经》说：“宇宙在乎手，万物生乎身。”其哲理异常深远，鬼神的变化莫测，尚且逃不出人间的学说，更何况是讲述刑罚、名实、制度、相卜等的人间道理呢？黄石公是秦朝末期的隐士高人，他的《素书》文字虽然简略，含意却十分的精深广博，上至帝尧、虞舜、夏禹、文王、傅说、周公，下至孔子、老子等，其学说思想，都在《素书》的范围之内。黄石公知道秦国将亡，汉朝将兴，因此把《素书》授予张良，张良虽然助刘邦成功地灭项羽立汉朝，但他又如何能完全理解此书的深刻含意呢？张良之所以是张良，就不是圣人，他仅能运用这书精神的十之一二而已。（参看《素书·张商英序》）
    不过，仅就这十之一二的应用，已经让张良成就非凡，功载千秋。张商英继续分析说：
《素书》说：“阴计外泄者败。”张良曾运用这一道理，向汉高祖刘邦暗示封韩信为齐王，当时正是用人之际，而韩信是关键人物，张良的提示使刘邦满足了韩信的要求，后来韩信战败项羽，奠定了楚汉相争的成功基础。
  《素书》说：“小怨不赦，则大怨必生。”张良曾使用这条计策，劝说汉高祖封雍齿为什邡侯，安抚了开国的功臣。当时天下初定，众功臣因没有得到封赏而试图策划叛乱，张良建议汉高祖首先封赏了与他有隔阂的雍齿为什方侯，这是妙计，使其他功臣更放心了，从而安定了人心，防止了叛乱。
    《素书》说：“决策于不仁者险。”张良使用这一警示，劝说汉高祖取消分封六国后裔为侯。当刘邦被项羽围困在荥阳的时候，正一筹莫展，谋士郦食其建议刘邦重封六国的后代，以争取各国君臣百姓的拥戴，张良知道这一决策并非出于真正的仁爱之心，赶忙说服刘邦，收回即将发出的分封令，使刘邦避免了一次极为严重的失误。
    《素书》说：“设变致权所以解结。”张良使用这条计谋，招来隐居的商山四皓，使高祖下决心立太子刘盈为帝。这商山四皓是西汉初隐居于商山的四位贤人：东园公、绮里季、夏黄公、甪（路）里，因避战乱，遁迹隐居于商山，四人年龄皆在八十以上，须眉皓白，所以称“商山四皓。”汉高祖刘邦即位时，想请四皓来做官但被拒绝。后来，高祖欲废太子刘盈，想立赵王如意，吕后用张良计策，以厚礼迎四人到朝廷，随太子进见高祖，高祖见太子能得此四人，就说：“羽翼成矣。”于是打消废太子的念头。张良以非常巧妙的方式介入了十分凶险的皇室之争。
    《素书》说：“吉莫吉于知足。”张良使用这条谋略，提出愿意受封于留地，告老隐居不问政事。张良采用了这一明哲保身的策略，抛弃功成名就后的荣华富贵，避开了政治斗争的凶恶漩涡，飘然出世，与清风明月为伴，过着逍遥自在的生活。
    《素书》说：“绝嗜禁欲，所以除累。”张良运用了这一道理，舍弃了人世间一切享受，跟从赤松子四海云游。赤松子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仙人，相传为帝喾之师，《汉书张良传》说张良愿弃人间事，从赤松子仙游四方。这也是智者关键时刻懂得隐退的巧妙计策（参看《素书·张商英序》）
    对张良受益于《素书》而大获成功，张商英评论说：试想想，张良运用黄石公的几句片言简语，就能助刘邦推翻了秦王朝，打败项羽，统一了天下，如果能对《素书》了然于胸、深谙其道，熟练应用，那将是何等辉煌的景象啊？
    自从汉朝以来，研究文学、辞章的学者甚多，而真正懂得造化大道的人极少，像三国时的诸葛亮、十六国时的王猛、初唐的房玄龄，中唐的裴度等，虽称是冠绝一时的贤相，但他们对于前代圣王之大道，仍然无法全然了悟，这即是《素书》之所以不传给不道、不神、不圣、不贤之人的原因。（参看《素书·张商英序》）
    张商英在序言的最后对“道”的真谛进行了哲理概括：“有”为万物之母，“无”为天地之始。能超越“有”、“无”，“离有离无”，就是得道之人；能游离于“有”、“无”，“非有非无”，就是神异之人。道无一定，贵在人之应变。能从“有”入而达到“无”的境界，即是圣明之人；能有“无”的理念又能觉察“有”的存在境界，即为贤能之人。“圣人之大而化，贤人之造其深”。（参看《素书·张商英序》）
有无之道，造化万千，智者能了然于胸，运通于外，成就功业。
    也许，这就是张商英所理解的具备道、神、圣、贤境界的人，这是《素书》所要传授的理想对象。
    张商英的序指明了《素书》的宝贵价值，这确实值得重视，至于他所说的黄石公授书之事，关于张良墓中玉枕藏书之事，未必真有历史事实，极大可能是对传说的描述。对张商英的序和注，历来也有人表示怀疑，《四库提要·素书》引明都穆《听雨记谈》的话说：“以为自晋迄宋之间，学者未尝一语言及《素书》，何独出于商英之口乎？”《胡应麟笔丛》也说：“更谓商英之注《素书》，前后注文与原文如出一手，因核定其为商英伪撰。”不过，今人南怀瑾先生在论《长短经》时，认为赵蕤的《长短经》写于唐开元年间，文中即有引自《素书》的语句，如“文中多武，可以辅主。武中多文，可以匡君”等语句，只是当时赵蕤不称《素书》，而称之为《钤经》。既然唐时就有《素书》，可见并非商英所伪撰。（参看《历史的经验》南怀瑾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年6月版 第35—36页。）
    《四库提要·素书》最终也充分肯定了《素书》的价值：“味其言率，明而不晦；切而不迂，淡而不僻；多中事机之会，有益人世。是又不可概以游说之学，纵横之术例之也。”（参看《钦定四库全书·素书提要》。）
    评价不低：《素书》语言直率，说理明确而不晦涩，论事切中要害而不迂腐，陈述平实而不偏激，能深刻领会、把握事物变化的机理，有益于为人处世。它既不能仅仅归于游说之学，也不能简单地类比于纵横之术。
    看来，在《四库提要·素书》的作者眼里，《素书》似乎比战国苏秦、张仪等游说家和鬼谷子之后的纵横家等的学说，还要高明得多。事实怎样呢？只有分析《素书》的内容和思想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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