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那只杯子，意味着和谐的奥尚方格调中突然出现一抹可怕的红，意味着莫扎特交响乐寂静无声的那一刻，啪！让人吃惊，所有低音提琴的弦突然崩断。移动那只杯子，破坏了整个屋子的相互关系，一件物品和另一件物品的相互关系，杯子灵魂和屋子灵魂以及远在他乡的屋主的灵魂之间无时不在的相互关系。我无法做到用手纸碰一本书、微微聚拢灯光投下的区域、打开音乐盒的盒盖时，冒犯和挑衅不像一群麻雀在眼中一闪而过。”

（胡里奥·科塔萨尔《给巴黎一位小姐的信》）

    从南美指向巴黎，尽可以天马行空。 

    而我们作者与叙事者，如果做不到忘掉门外的人和声响，总要遭遇一定程度的精分。这点的确够不幸的。

就好像，我们要一个台湾的侦探谈些什么呢，爵士还是哲学？

纪蔚然在香港书展的原话： 

    日本的侦探大部分都是不食人间烟火，他衣服乱穿、生活上是一个白痴，但是他是一个天才。西方里面的侦探他们都是食烟火的，又会谈恋爱，又会离婚，又有其他的事情在烦他。但是两边有一个共同点，日本的警察喜欢美术、爵士音乐、美术。西方的侦探也会这样，他们入世蛮高的。台湾的警察会看尼采的书吗？他们到底听什么音乐，他们是听摇滚乐还是古典乐还是周杰伦。他们看书吗？

社会——好吧，我们不怨社会——换个词,“人群”。

人群，不只是推理小说的温床，不只是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