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德升非“行书之祖”

                                                                            张金梁                                                             

在中国古代书法史中，往往将每一种书体都指定了其创造者，如张怀瓘《书断》曰：“史籀即大篆之祖也”；“李斯即小篆之祖也”；“王次仲即八分之祖也”；“程邈隶书之祖也”；“史游之章草之祖也”；“刘德升即行书之祖也”；“伯英（张芝）即草书之祖也”等[1]。张怀瓘之所以如此论说，大都因为在古代文献中有这些人对于相应书体创造的记载。今人不再相信某人创造一种书体的说法，但却承认他们应该是此种书体的整理完善者或书写水平特高者。但也有例外，即此人对于某种书体没有关系，是认为错误地理解了前人文字，而出现了以讹传讹现象，如张怀瓘所谓“刘德升即行书之祖”就是如此。

一、“行书之祖”问题

张怀瓘《书断》曰：“行书者，后汉颍川刘徳升所作也，即正书之小伪。务从简易，相间流行，故谓之行书。……刘徳升即行书之祖也。”[2]为了弄明白刘德升是如何创造出“行书”的，我们再看一下张怀瓘《书断》中对刘德升其人其事的记载：“刘徳升，字君嗣，颍川人。桓灵之时，以造行书擅名，虽以草创，亦丰妍美，风流婉约，独歩当时。胡昭、锺繇并师其法，世谓锺繇行押书是也。而胡书体肥，锺书体痩，亦各有君嗣之美。”[3]张怀瓘在论述中没提及刘德升创造“行书”方法和过程，只谓其“以造行书擅名”，证据是“胡昭、锺繇并师其法”。那么张氏之论的依据是什么呢？这需要从先唐传世文献上寻找，关于刘德升的记载最早见于西晋卫恒，其有《隶势》曰：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事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用之，独符玺幡信题署用篆。隶者篆之捷也。上谷王次仲始作楷法，……鹄宜为大字，邯郸淳宜为小字。鹄谓淳得次仲法，然鹄之用笔尽其势矣。鹄弟子毛弘教于秘书，今八分皆弘之法也。汉末有左子邑，小与淳、鹄不同，然亦有名。魏初有锺、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德升，而锺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作隶势云。[4]

文中首先论述了“隶书”形成的原因，历数了从“王次仲始作楷法”之后的梁鹄、邯郸淳、毛弘、左子邑等善隶书者的同异问题，最后说到了曹魏时期的情况：“魏初有锺、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徳升，而锺氏小异，然亦各有其巧，今盛行于世。”显然是说在魏朝初期，锺繇、胡昭是当时最有代表性的隶书大家，他们俩为了推行发扬光大隶书之法，都学于刘德升门下，而锺繇的书法与胡昭不同，但他们各有所长，在社会上都非常盛行。刘德升也因锺繇、胡昭书法的而倍受后世重视。

继卫恒《隶势》之后，《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也记载了刘德升其人其书：“刘徳升，善为行书，不详何许人。”[5]从文中对刘德升的简单记载并谓其“不详何许人”可知，当取材于卫恒《隶势》，但不同的是出现了谓刘德升“善行书法”这一新的评论。那么在没有多出的材料情况下，怎样得出此结论的呢？仔细分析卫恒《隶势》与《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之语会发现，应该是错误的理解了《隶势》中“为行书法”语句所致。前文已经分析过，“为行书法”是“为了推行发扬光大隶书之法”的意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一定是将“为行书法”中的“行”、“书”二字强加联系为字体“行书”，这样便把《隶势》中“魏初有锺、胡二家，为行书法，俱学之于刘徳升。”歪曲成锺、胡二家“为了‘行书’之法，皆学于刘德升”，由此可推当老师的刘德升当然应该“善行书法”了。在这里“为行书法”之“行”字应该是动词，有“推行”、“实行”之意，如《论语·先进第十一》：“子路问，闻斯行诸？”[6]《论语·卫灵公第十五》：“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7]《孟子·梁惠王章句上》：“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8]其中“行”字之内涵皆然。因此说“为行书法”的原意，应该就是“为了学习推行传统的隶书书法”，不会有别的意思。隶书是东汉以及魏、晋朝廷通用的正体字，文人墨客都要学习这种书写样式，其也是入仕做官的重要条件之一，这正是锺繇、胡昭拜在刘德升门下学习书法的真正原因。再者，《隶势》之议论都是围绕着隶书而展开，不可能去议论“行书”的传承。况且，“行书”之名出现较晚，《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谓锺繇善“三体书”中始有“行狎书”之记载。“行书”之名从“行狎书”而来，当自东晋“二王”后才开始使用，若将“行书”之名用于汉末魏初之书法，便有“关公”战“秦琼”之滑稽。

唐张怀瓘所撰《书断》，是中国书法史上难得的论著。但由于使用材料众多，难免出现在材料使用上的失误。其将《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中“刘徳升，善为行书”的错误记载直接引用便是其中较大的败笔之一。更甚者是，张怀瓘凭借着在书法史及书法理论上深厚功底，对前贤书家大都在原有的资料上再加发挥。当他接受了刘德升“善行书法”后，便有了如下推理：既然胡昭、锺繇皆跟随刘德升学习行书，之前又没有善行书之人的记载，那么“刘德升”自然就是“行书”之创始人，故毫不怀疑的将刘德升冠之为“行书之祖”了。之后重要书法文献如《宣和书谱》、《书史会要》等皆从其说，于是人们每提及刘德升，必盛赞其行书或尊为“行书之祖”。当代书学昌盛，但书法史及书法辞典之属，都记有刘德升创造行书之事。较为严谨的学者们，虽然不主张一种书体为一人所创，但皆将刘德升视为“善行书”对此书体整理发展有重要贡献之人，以讹传讹程度之深便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