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箭垛式的执法偶像

■郑骁锋

 

【载于本刊红版2009年第八期】

 

一

 

    在中国，即使再不喜欢看戏的人，对舞台上那位威风八面的黑脸包公也不会陌生，很多人甚至还能哼上几句以激昂痛快出名的《铡美案》。

 

    祠堂大殿里的包拯铜像，大多都是着朝服端坐，面目清癯、双眉紧锁，左手扶椅、右手握拳，不怒而自威的包公形象。然而，故宫博物馆中所藏古画的摹本，所绘的包拯却是大耳厚唇，老迈而温蔼，并没有多少威猛之气。最令人意外的是，画像上的包拯，居然是白白净净的一张脸！更不可思议的是，包拯竟是个不到一米六的小个子！

 

    可真相是必须面对的：这位相貌寻常的矮小老人，正是生于999年，卒于1062年，活了63岁的真实包拯。

 

    站在历史的高度，包拯其实是一位缺少传奇，甚至多少有些平淡的人物。于武功，没有扬鞭挥戈力敌万夫的雄壮；于文采，没有笔惊风雨抑扬顿挫的潇洒；于政事，没有指点江山力挽狂澜的伟业；即便是官位，除了做过一些中下层的地方官，便多是监察御史、知谏院等谏议文职，最高也只是枢密副使，离后世津津乐道的“包相爷”差了关键的一级，而且，坐堂断案仅是其仕宦生涯中短短的一段经历。

 

    包拯被称为包龙图，是因为他曾有个从三品的龙图阁直学士的官职，而这不过是个无权的虚衔，龙图阁更只是宫城中存放文献的众多馆阁之一罢了。

 

    宋人笔记收录的一些包拯轶事，有时还会使人感到多少有些郁闷。沈括《梦溪笔谈》载，包拯坐镇开封府时，有人犯法，按律应处脊杖。那人贿赂了一个小吏，小吏便与他约定了一条苦肉计，让他到时只管大声喊冤。开审后，那人果真呼天抢地，小吏故作不耐烦，恶声呵斥：“不就是脊杖吗，干吗哭哭啼啼、啰里啰嗦？”包拯见小吏如此仗势跋扈，大怒，将其杖责七十，同时为了“以抑吏势”，却把挨小吏责骂的正主从轻发落了。

 

    比包拯晚五六十年出生的邵伯温曾记载说，司马光与王安石都曾经在包拯手下工作过。一日衙门中牡丹盛开，包拯设了酒宴与同僚共赏。席间，他举酒相劝，司马光素不喜酒，但亦强饮，唯有王安石无论包拯如何劝说，终席不饮，“包公不能强也”。

 

    满满的酒杯尴尬地停在空中的那一刻，如果以现在的眼光来看，王安石绝对比包拯更像那位舞台上的“龙图”。

 

    究竟是谁，在包拯的脸上涂了那么一种狰狞的黑色？

　　

二

 

    关于包拯的黑脸，民间有个流传很广的传说：包公是天上的文曲星，相貌本很秀气，可惜下凡的时候，与同路的武曲星在南天门互相抛着脑袋玩耍，时辰一到，两人慌乱之下换错了头，从此包公就成了一副黑脸模样。

 

    关于包拯的黑脸形象，人们一致认为，要镇压邪恶，生得太俊俏可不行，须得比恶鬼还丑上三分才更能让人踏实—的确，连正史都有长得过于清秀的大将军狄青作战时披发、戴铜面具的记录。再说，作为一个法官，最需一身铁骨。《说文解字》云：“铁，黑金也。”铁色即为黑色，顺理成章，包拯自然成了黑头怪脸。

 

    但仅仅如此吗？

 

    或许，包拯脸上的漆黑油彩，还有一个重要的源头：一种刻骨的怨气。

 

    美国科学家已经发现，动物在被宰杀时会在血液中生成大量的毒素。作为一个无辜受害的人，在绝境中的怨毒自然最大。最后一刻，他们大都会许下一个同归于尽的可怕毒咒：让凶手、让看客、让这无情的天、让这冷酷的地、让所有的一切，都与我一起毁灭吧！

 

    “是日何时丧，我与汝俱亡！”

 

    “为非作歹的享尽荣华，持斋行善的活活饿煞；天老爷，你年纪大，你不会作天，你塌了吧！”

 

    “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

 

    ……

 

    几千年后，这些凄厉的呐喊还能刺破纸面，如一支支利箭直射苍天。而冤屈者最著名的诅咒，莫过于窦娥临刑前的三大誓愿：血不溅地、六月飞雪、亢旱三年！

 

    这前两愿还能称为让天地为之鸣冤，而最后一愿却无疑是个残忍的恶咒，并且诅咒的对象不分官民良莠，是整个山阳县！

 

    如果说彻悟以后的宝玉看这世界是“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那么，在被绑上砧台的弱者眼里，天地万物只有一种颜色：焦黑，用怨毒之火尽情肆虐过后的遍地焦黑。

 

    这黑色，便是冤魂们为复仇而从幽冥中召唤来的强悍力量。

　　

三

 

    有人便有强弱，有强弱便有冤屈，有冤屈便有怨毒，有怨毒便生成了那股黑气。一代又一代，怨毒越积越深，那黑气便越堆越重，渐渐长出了身躯、手脚，但五官却仍是模糊不清。

 

    这团黑气堆积了千百年，为何要让那么多代无助的冤民带着绝望坠入深渊，久久不肯降临人间，又为什么要晚到宋朝才突然附身于包拯呢？

 

    冷静地看包拯，他的一生其实并没有很激动人心的高潮，主持开封府也只有短短的一年多时间，留在正史上的案例也只是一桩民间小纠纷，按理很难与铁面判官挂上钩。随便翻翻史书，前代的循吏，甚至酷吏群里，执法更出彩的不说比比皆是，也是代有人出，东汉董宣便是其中很有代表性的一位。

 

    董宣任洛阳令时，光武帝的姐姐湖阳公主的奴仆公然白日杀人，却被公主包庇，无人敢抓。董宣便在公主出行时，以刀画地拦住车马，叱令恶奴下车，当场格杀。公主得知后大怒，哭诉于刘秀，刘秀“欲棰杀之”。结果董宣说了番义正词严的话后，一头撞向楹柱，血流满面，刘秀为之动容，改令其向公主叩头谢罪。可董宣硬是不肯，刘秀令人强按其叩头，董宣双手据地，终不俯首，弄得刘秀自嘲似的给了他一个“强项令”的绰号。从此，京师豪族贵戚“莫不震栗”，称董宣为“卧虎”；民间却是欢欣鼓舞，传唱道：“桴鼓不鸣董少平（董宣字少平）。”意思是说，有董宣在，豪强敛迹，百姓再也不用去击鼓鸣冤了。

 

    董宣死后，刘秀派人吊唁，“唯见布被覆尸，妻子对哭”，家中“仅大麦数斛，弊车一乘”。

 

    无论从执法的严厉、民间的口碑，还是为官的清廉，董宣都比包拯具有被造神的潜质，更何况他比包拯还要早上近千年，但为何最终“哐啷啷”一把拉开雪亮铡刀的，不是“董卧虎”，而是“包龙图”呢？

 

    包拯曾有过一次最出名也是最激烈的弹劾。当时，仁宗最宠张贵妃，爱屋及乌，连连抬举其伯父张尧佐，一年中竟晋升四次。那张尧佐虽说没多大劣迹，但才能平庸，绝对不堪重用，于是包拯连上七章，与其他谏官一起发动了猛攻。一日早朝，张贵妃把仁宗送到殿门，临别还抚背撒娇道：“官家今日可不要忘了提拔我伯父做宣徽使。”仁宗满口答应，并当真下了旨。包拯奋然出场，“大陈其不可，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仁宗无奈只好作罢。回到宫中，张贵妃又来纠缠，可怜仁宗举袖拭面，不无狼狈地说：“大臣廷争，把唾沫星子都喷到我脸上来了，你只管要宣徽使，难道不知道包拯是御史吗？”

 

    杀了皇家的奴才与拼命把炙手可热的皇亲拉下马，于皇帝来说，都是大伤面子的事，董宣为之几乎丢了性命，而把口水都溅上龙颜的包拯却最终达到了目的，这样迥异的结果，难道仅仅只是因为仁宗性格宽厚吗？

 

    也许，根本原因在于：北宋，是整个中国历史上文臣地位最高的朝代，也是文人第一次真正整体占据政坛核心的朝代。

 

    尊崇文人、以文制武，是北宋的国策；“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更是赵匡胤的三条遗训之一。掌握了政权的文人们空前强大，甚至可以说，使北宋元气丧尽的党争便是文人自己的角斗。

 

    且不说其中利弊，有一点是无疑的：门第在五代兵燹中被彻底铲平，科举真正成为入仕的唯一途径后，帝国的权力已经尽可能地向所有平民开放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大部分鱼跃龙门的文臣，也可以称为平民的代表。

 

    而董宣的时代，执政的主体虽说不再是先秦的血亲，但还是在骄横的外戚与宦官中轮换，来自民间的力量仍旧少得可怜。所以，替平民出头的董宣只能被粗暴地强按在地上。

 

    按百姓朴素的逻辑，做阎罗自然需要威重有力，一个连自身性命、尊严都得不到保障的官员，是绝对拎不动那把沉甸甸的铡刀的。卧虎，永远难以站立。

 

    如果说，为了足够的威望，龙图要到北宋才能降世是历史的无奈的话，那么落实到包拯身上，则是它明智的筛选。

 

    对照史书来看，包拯虽说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业绩，却绝对是那几百年间最具偶像气质的清官：“立朝刚毅，贵戚宦官为之敛手，闻者皆惮之”；“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虽贵，衣服、器用、饮食如布衣时。”

 

    他官廉如水，做了一任端州父母官，连一块土产砚台也没有带走；并有一著名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

 

    自然，判案也颇为聪明。有人告状说牛被割了舌头，他只说一句：“你只管回去把牛杀了卖肉。”随即有人来揭发说某人私宰耕牛，他厉声道：“你为何割了人家的牛舌反来告他？”转眼真相大白。

 

    “旧制，凡讼诉不得径造庭下；拯开正门，使得至前陈曲直，吏不敢欺。”敞开衙堂大门，亲手迎接汹涌而来的怨气，这更是让包拯直接走入了民心。

 

    极为关键的，还有一条：包拯生就一张史上少有的冷面，据说想要他露出半丝笑容比黄河水变得清澈见底还要困难。如此威严的神情，无论肤色如何，立地便已带了三分严峻的黑气。

 

【未完待续】【来源：《百家讲坛》（红版）2009年第八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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