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古人，对于文人，我们历来总有拔高或放大的“人文”偏好。

    于是，我们能够记住的，不是干巴巴的圣人，就是乱糟糟的才子。若是还原历史的真相，真实的圣人或文人，又会令我们多多少少有些沮丧。好在是，历史还会存有一些令人欣慰的魅力“异数”，给予我们了解的冲动和希望,譬如说纳兰容若。

    纳兰容若是一位极其可爱、可敬的人物。他虽是满清的相府公子，却“视勋名如糟粕、势利如尘埃”；他虽是皇帝的御前侍卫，却“以风雅为性命、朋友为肺腑”。说他可爱，是缘于他的人生姿态，“胸中浩浩落落”，不受世俗影响，不为名利束缚，清清爽爽，挥洒的是真我；说他可敬，是缘于他的健硕人格，不为矫情示大，不因自傲止步，认认真真，坚守的是自我。当年，身为大内保镖，他“日则校猎，夜必读书”，朋友夸他“从容政事之堂，翱翔著作之署”，指的就是他“两不误”的刻苦精神和潇洒才情。而如此一位才情充沛，人格健全，绝世超然的“翩翩浊世佳公子”，竟不是缘自小说家的杜撰，而是夹在中国文化史册里的一位鲜活人物，想想看，惊奇之余，不免又有几份骄傲和欣慰。

不是人间富贵花

——相府公子的忧郁之谜

    从某种程度上讲，纳兰容若是以“忧郁”而闻名于世的。而要探究他的性格忧郁之谜，最好先从他的家庭背景谈起。

    纳兰容若生长在裘马轻肥、钟鼎鸣食的朱门华第,可谓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幸运儿。更幸运的是，他的父亲明珠不但官做得好，位极人臣，而且教子有方，对他调教得当，又宠爱有加。明珠是从“基层”一步步干起来的能臣，他口才好，记性好，心思缜密，史载他为人“警敏善断，事无大小，洞见本末，措置规画，纤悉中要”，天生就是一块当官的好料。58年的职业生涯中，他从侍卫干起，渐渐把刑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礼部尚书都做了个遍，最后做到戴三眼花翎顶带的太子太傅和武英殿大学士，在平三藩、定台湾等一系列大事中都作过不少贡献，也因此官居相位（内阁总理大臣）达13年之久，其能力可见一斑。同时，他还博览古籍、晓畅朝典，是个法典专家。如《大清会典》、《大清律》、《赋役全书》、《满汉品级考》等，都是由他裁定。另外，他还担任过《一统志》、《明史》的总裁。明珠为人谦和，个人魅力非同一般，特别是他“好施予，尤喜寒士”，史载他“羽翼善类，将掖寒士，卓然有古大臣风”。这样“文武兼修，德才兼备”的楷模父亲，必然对容若性格的形成和个人喜好的培养，有着深远的影响。

    当然，掌控朝政的明珠也有“广置良田，市买奴仆”的浮华一面和政治上投机圆滑的一面。史载他借重臣地位之便，总是讨便宜卖乖。凡是官员奏章符合皇帝旨意或受到夸奖时，他就会说那是他力荐的结果；如果皇帝不满意，他就会说皇上很不高兴，幸亏我从中挽救。这样就把下面的官员哄得是时喜时忧，不敢不承他的情面。纵横官场几十年，明珠不亏是一名玩弄权术的高手，他以种种手段“市恩立威”，广结党羽，不外乎是“要结群心，挟取货贿”，从而实现其权力上的操控欲和心理上的满足感。对于这一点，只要不触及底线，皇帝都可以理解，能够包容。更何况他又很能干，对皇帝也是忠心耿耿，绝无二心。这也是为什么后来他虽然被弹劾、被抄家，但旋即又官复原职，继续担任内阁大臣，直至70多岁老死善终的重要原因。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国史馆修纂《明珠传》时，乾隆帝在确核明珠的罪案时，就很明白地指出：“明珠错就错在于徇利太深，结交太广，不能恪守为官的戒律，但还不至于像明代的严嵩、温体仁等人那样作威作福，竟敢排除异己，陷害忠良，搞得满朝畏惧而又不敢多言。虽然明珠也有很大的过失，但这并不能掩盖他的功劳。”这应该算是对他比较客观的评价。基于此，我们应该纠正习惯上对明珠的历史偏见和人格成见。

    由于人性的复杂和微妙，对历史人物的评判，我们既不能一味放大缺点，也不能一厢情愿地拔高优点。在这对父子身上，我们就不能因为明珠的种种政治过失而武断判定他的人格“庸俗卑鄙”，同样也不能因为容若的诗词“不食人间烟火”，就刻意相信他的品质“清高绝俗”。换言之，明珠肯定不是脸谱化的“恶人”，容若也绝对不是纯粹化的“玉人”。后世许多研究容若的文章，把明珠和容若“对立”起来，其实没有什么道理。就容若性格的培养和素质的形成来说，身为父亲的明珠是功不可没的。

    容若“天资纯粹，才力强敏”，这是拜老天爷所赐，但他“识见高明，学问淹通”，就要算明珠的功劳了，这是明珠为儿子聘请名士高师、认真教化的结果；而容若待人君子心性，至诚真挚，除却天性使然，我想这也肯定是受到明珠礼贤下士的影响。正所谓“子之教，父之功”也。

    身为八旗子弟的容若，正是在开明又开放的父亲细心调教下，成为一名文武双全、人品佳美、丝毫不带纨绔习气的“翩翩浊世佳公子”的。容若18岁中举时，他的老师就回忆说“偕诸举人青袍拜堂下，举止闲雅”，没有半点相国公子的骄矜和浮华。

       19岁那年，容若因寒疾不能参加廷试，明珠心疼儿子，决定让他把“功名”先放一放，并坦然表示：“吾儿年纪还小，再等几年吧。”护犊之情跃然纸上。由此我们也可以判断，明珠虽然要求儿子上进，却从不给他压力，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封建家长。近世红楼研究有“明珠家事”一说，姑且不论其真伪，我们不妨先作个有趣的对比：把容若与宝玉相提，明珠和贾政并论。若是明珠和贾政一样刻板无趣，僵化教条，那容若怎么可能会筑茅庐、建花堂，拥书万卷，潇洒自娱，过着“悠然尘外”的神仙生活？我总以为，正是明珠对儿子的开放和包容，纳兰容若“纯任性灵，纤尘不染”的真性情才可能得以自由抒怀。需要补充一点的是，容若结交的大多寒士朋友，同时也多受明珠的庇护和帮助。作为封建大家庭的“领头羊”，明珠具有无上的权威。如果他不同意、不支持，容若要想以狂生自居，和朋友们恣意唱和，恐怕只会像宝玉那样，招来一顿臭打。也正是因为有父亲这样一把巨大而温暖的保护伞，容若才可以“世味甚淡”，以风雅为性命，视朋友如肺腑。

事实上，容若对其父亲明珠的感情甚笃。有一次明珠染病，容若整日整夜服侍左右。为照顾方便，他晚上连衣服都不脱，多日下来，脸色变得暗黄，人也憔悴不堪。等到明珠病情好转，饭也能多吃几口时，他才转忧为喜，并告知亲朋好友。这一点，又和贾政与宝玉紧张的父子关系形成鲜明对比。

    那么，既然如此，容若又为什么性格忧郁呢？对此，我们必须明确一点，那就是纳兰容若虽然“性近悲凉”，具有非常典型的多情忧郁型的诗人气质，但他的忧郁和苦闷，也是分阶段和场合的。

    如果细细研究纳兰容若的创作年谱，探寻他的人生轨迹，就不难发现，他最大的伤痛是丧妻之痛，大量令人不忍卒读的凄惋诗词，多是缘于这块心病；而他最大的苦闷则是雄心壮志不得施展，苦于职场生涯的寂寞和单调。有文章说容若是看透了封建王朝官场腐败和人心倾轧的险恶和无奈，才会那样消沉，其实这有刻意拔高容若的觉悟之嫌。在他短暂的31年生命历程之中，9年的职业生涯都与“官场”无关，他终其一生，从事的也只是入直从驾的“大内保镖”工作，而且他一直渴望被皇上提拔，早日进入“官场”，以施展其抱负。也有文章以事后诸葛亮的姿态判断容若未卜先知，早就预知纳兰家族有“大厦将倾”的危险，所以才会那样“忧郁”。其实在容若的有生之年，他的父亲明珠一直官运亨通。即便是容若去世后的两年，明珠府被抄，栽了根斗，伤了元气，但纳兰家族并没有衰落。一是明珠很快就官复原职，二是明珠的其他子孙后来也都很有出息，这便是最有说服力的明证。还有一种说法，将容若的寂寞归结为满族文人在汉文化中的尴尬地位，以及对本民族文化消亡的焦虑之感。这种观点看似深刻，实则有点牵强。一来那个时代，满族处于统治者的强势地位，对于汉文化的学习，更多是基于稳固统治的需要；而对于本民族文化的态度，他们既不自卑，也不自大，易服剃发，满汉双语，重视骑射，更多强调的是一种政治效用。至于文化优劣，他们心知肚明，态度也很明确。换言之，他们对汉文化的接受，是主动而积极的，是抱着为我所用的目的的。譬如清朝统治者从不鼓励满人、蒙古人参加科举，而是把科举入仕之途留给汉人，即所谓“旗人不占鼎甲”。因此，统治阶层的优越感，使他们不可能幼稚到和汉人比拼文化的程度。容若身为满清贵族子弟，对汉文化的学习和运用，能得到汉族知识分子的认同，自然是一件好事，但他也绝不会因此寂寞。文化境界没有民族之分，容若不见得一定要和满人唱合，才会得到共鸣和满足。至于本民族文化的消亡焦虑，那更是后世遇到的难题，与容若无关。

    无论如何，我们不能简单地将纳兰的“忧郁”随意归结，或是任意附会。如果我们抛弃种种历史或情绪的干扰因素，单就纳兰容若的性格分析，也许我们会离真实的答案近一些。

   “天姿超逸”的容若，有一种“冰肌玉骨天付与”的冰纯气质。正如他在《采桑子·塞上咏雪花》中写道:“非关癖爱轻模样,冷处偏佳,别有根芽,不是人间富贵花。”这种“别样清幽”、“自然率真”、偏爱“凄凉冷处”的性情，正是一种十分纯粹的诗人气质，与家庭无关，也与时代无关。只不过，一颗高贵的灵魂，兼具“乌衣公子”的富贵身份，会让他显得更有魅力。被推崇为“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的纳兰容若无疑是个天才，而按照叔本华《天才论》中的“天才忧郁”之说，纳兰容若的忧郁更具一种思想贵族式的气质之美。曾有人做过一个数字统计：纳兰容若现存的300多首词里,“愁”字出现了90次,“泪”字用了65次,“恨”字使用了39次,其他如“断肠”、“伤心”、“惆怅”、“憔悴”、“凄凉”等字句,更是触目皆是。有人把他与南唐后主李煜相比，或干脆就说他是“南唐李重光（李煜，字重光）后身”。但同是忧伤，可二人有质的区别。李后主以亡国为代价，换来“一江春水”的愁，多是多，载是载不动，可也不值得一载，因为他念的是故国雕栏玉砌的富贵生活，悲的是垂泪宫娥的卿卿我我，这般愁，拿来又能如何？相比较而言，容若的愁要清新的多，可爱的多，也美丽的多。对容若而言，忧愁是一种思考的姿态，也是一种心灵的洗礼和升华。他愁的是人生况味，愁的是世事无长，愁的是岁月无情，愁的是历史沧桑……他愁出了“唱罢秋坟愁未歇”的情意绵长，也愁出了“天将愁味酿多情”的无限诗意，还愁出了“倚栏无绪不能愁”的人生尴尬。对于何处生来的忧伤，容若也不是很明白，他就曾“几为愁多翻自笑”自嘲愁多。这种愁，需要幽默的精神为底色，更需要壮硕的人格做支撑，好在是，他都有。

    王国维在其《人间词话》里夸赞纳兰容若的诗词“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并分析说是“未染汉人风气”的缘故。因此读容若的诗，会有清新之风扑面而来，带着野草的气息。那些以情取胜、以性灵胜的诗词，多是饱含着美好的感情和纯真的激情,真得令人眼热心动。相比较而言，那些所谓资深写手的诗词，纵是匠心再巧、用典再深、韵律再美，又能如何？

    容若的纯，容若的真，有一种玉树琼枝的“出世”之美，正所谓“三生慧业,不耐浮尘”。容若自号“楞迦山人”，他的诗词《饮水词》也取自北宋和尚道原的《灯录》中“如鱼饮水，冷暖自知”句，由此可见，他有佛家常说的慧根和佛缘。也许正是太过聪慧，他看透了人世繁华，才会漠然“视勋名如糟粕,势利如尘埃”,并坦然以“萧然若寒素”的狂生姿态，在自己的天地里，恣意自己的感情，美丽自己的生活。（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