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雪

　逼仄的房间里，女人躺在床上，用睡衣的袖子蒙住眼睛。被子上堆满了饰有华丽L OG O的话 筒，镁光灯乱闪，被称为强奸案“女事主”的她惊恐地躲避不及。

　　这情景，做过新闻的人，大抵不会陌生。做记者，突兀地闯入他人的生活，狠下心去揭别人的伤疤，这并不是少见的经历。然而，看见这样的照

片，眼睛还是被刺痛了。那些事发后一窝蜂挤进杨武家，要当事人讲述经过的媒体同行们，是不是该扪心自问一下：我们，还有没有更人道，更专业的方式，来记录这样一件事？

　　我不知道杨武有没有后悔接受记者的采访。伴随着这次采访，他涕泪横流的照片，以及他无法保护妻子的“丑事”，传遍了大江南北。他向记者提供了极具传播价值的新闻，并接受了记者带有明显倾向性的质问：“你是个懦弱的男人！”然后，他失去了自己舔伤口的机会，失去了向妻子忏悔的机会，失去了窘迫却又寻常的生活。

　　我们总是有理由的，这样恶性的事件，涉及联防队员，涉及底层人群所遭受的侮辱与伤害，我们在第一时间热血冲头，为不公平怒发冲冠，我们只想口诛笔伐。

　　于是我们忘了，我们的报道对象，他或她是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冒着被新闻伤害的危险，来帮助我们完成采访，而我们是有这个义务的：尽量保护他们，避免因我们的报道，让他们受到更大的伤害。

　　在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中，“避免二次伤害”被认为是新闻伦理的一个基本要求。例如未成年人不使用真实姓名，隐私案件不能暴露当事人姓名住址等等，在具体的操作中，怎样更人性更柔和地介入采访，维护受访者的隐私和尊严，这是一个好的记录者应自觉承担的责任。

　　而相对于情绪化的故事描写来说，记者应该提供的，只应该是事实。不仅要事实，而且要更多的事实。在随后而来的报道中，我们看到，同样出自农村的杨喜利其实也是底层一员，也生存于一个苦涩挣扎着的家庭，另外，他和受害人一家此前尚有一些纠葛。但此时，刻板成见已经形成，在痛骂杨武“懦弱”之外，有媒体的评论标题就是：“恶兽杨喜利。”

　　我们为什么这样怒气冲冲？是因为这片土地上戾气太重吗？是不是人心就需要那些非黑即白的故事？在这样的故事中，富人肯定是坏的，穷人肯定是善良的，阶层是分裂的，正义是分裂的，有错的人就要罪该万死，观点不同者就该毫不吝惜地诅咒。对那些灰色地段的更真实的描述，因为不能激发我们情绪的亢奋，我们宁愿视若不见。

　　1980年代的台湾，曾发生一起因克扣工钱导致的少年杀人事件。当时的台湾《人间》杂志，由记者深入到原住民居住的山村，寻找这个杀人少年的生长足迹。把一个悲剧发生的社会土壤，以及不公正的制度对普通人命运的影响，做了深入的梳理，少年英伸的悲剧，引起了整个社会关注原住民生存，关注公义的反思。英伸最终被判处了死刑，但媒体的悲悯报道，则以人性为契机，弥合了社会的分裂，这个事件，也成为台湾社会转型中的标志性事件。

　　而今天的媒体人，面对那些悲惨的事件，又有多少人愿意静下来，去做真实的记录，不怕横飞的口水，不怕“你为恶魔说话”的指责，只是来记录真实呢？在药家鑫案件中，没有；在杨武事件中，至少目前还没有。

　　所以，面对采访时，还是谦卑一些吧。不仅对事实谦卑，也对受访者的命运谦卑，对我们职业所承载的这份记录真实的使命谦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