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滕州市中医院医生杨国梁，因举报医院回扣成风，而被卫生局的官方文件称为“疑有人格障碍倾向”。当地卫生局长渠怀勤认为，这种 “人格障碍倾向”，主要表现在太能“闹”，这些事应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毕竟同事在一起工作，医院要求团体协作精神”。有领导甚至表态，“个别人不能团结合作，造成矛盾滋生；有些关系不理顺等”，“必须清理才能有利于医院发展”。
    从媒体的上述报道，可以看出，杨国梁的“人格障碍倾向”主要表现在，不能与医院里的同事“团结协作”——— 具体而言，就是接连举报本医院收受回扣，导致纪委调查，断了单位与同事的钱路。以同理心推演，如果各位看官的单位，也有这样一位和杨某一样锲而不舍的对潜规则的举报者，你会作何感想？贵单位的舆论场会和滕州市中医院有不同么？答案或许因人而异，但不可否认的是，将有相当大比例的读者，在击节为杨国梁叫好的同时，却并不希望他就在自己所在的单位任职。
    这样一种悖反，能够典型地折射当下社会伦理的扭曲。
    中国的市场化取向改革走到今天，“利”字早已获得正名。孟子的“义利之辨”，在今人看来，多属迂阔。一个人能否赢得尊重，更多时候看其能否具有赚钱能力以及建立在金钱基础上的社会地位高下。义或道德，在某些主义的语境下，反而被曲解为一种打压别人的大棒。以多元化和价值中立的名义，一个时代的新“去道德化”运动早已蓬勃展开。
    在这样的思潮与现实利益驱动下，杨国梁的执着举报，受到同事的一致排挤，也就不足为奇。虽然这些同事，也可能曾为与自己素不相干的一个潜规则挑战者鼓掌加油；就如同，很多人讴歌杨国梁，却并不希望他出现在自己单位影响自己的利益一样。
    这样怪异的认同陷阱，足以说明，自身利益的得失，已经成为一种对人与事进行关键价值评判的潜在标准。人们的同理心和正义感，在关涉到自身利益的时候，可以倏忽荡然无存，而且并无任何良心上的自我责难。这是一个时代病症的隐喻。就如同，高度的管制可能造成人性的扭曲一样，过分的放任自由，也会导致整个社会的价值失序，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逆淘汰。人类终需伦理与道德的规约。
    杨国梁的困境在于，他获得媒体的一致赞誉，但在自身生存的小场域，始终无法摆脱“人格障碍”的耳语指控。这样一种精神分裂状态，将杨国梁逼到了一个罅隙中。这个社会容忍杨国梁的单位越少，越表明时代病症的严重性。
    杨国梁其实也是一个被动的反抗者。从媒体的报道看，杨国梁在从医上的个人操守要高于他人，但即便如此，他起初也曾接纳单位分派的回扣分成，如果没有和科主任的一次肢体冲突，他不会对潜规则进行公开宣战。亦即，时代的氛围某种程度上已经导致一个相对具有良知者，不仅要默许潜规则，有时甚至需同流合污。
    这种舆论场和时代压力的生成，才是一个社会真正可怕的潜在癌变。（韩福东 知名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