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司 欣
　　自称 “孤独者”的潘鸿强，生前是一名有31年工龄的国有企业工人。6月10日清晨，他在车间用一把机床刀挥向自己的脖子。他的遗物之一是一张工资存折，死前存折里只剩下0.46元，但有900元债务。（昨日《华商报》B4版）
    不要以为潘鸿强的悲剧只是极端个例，他的死只不过浓缩了和放大了转型期一批中国传统产业工人的命运。其行为或许不无性格因素，但“孤独者”绝不只是个人心理状态的自我描摹，更是转型期传统产业工人的群体感受。他们曾是中国基础经济的奠基者，传统产业的功臣，却在“自豪”了大半辈子后，一夜之间重回风雨。在国企改制、产业升级整合的过程中，他们或被一刀切，沦为城市流民，有幸留下的，也只能进入如清洁工、看大门等一些边缘化的岗位。
    他们还不同于进城务工者、失地农民，虽然同为弱势群体，后者还有相关政策关照，而代表着曾经轰轰烈烈的国企改革分流时代的“下岗职工”一词，已在数年前不幸再次“下岗”，而被统称为社会失业人员。这也意味着这些人彻底淡出了历史舞台和社会关注层面。他们或成为街头商贩，或加入低保大军，也许潘鸿强不是运气最差的，他还属于“留下的”，但正因如此，更加速了其被遗忘的命运。产业升级中，不少如潘鸿强一样的老工人，他们不懒、肯吃苦，但文化底子薄，加上伤病缠身，计件活、技术活干不了，收入和资格等级必然低微。但因为他们还端着企业的泥饭碗，受关注的程度有时候还不如低保户。
    中国弱势群体的庞大，让公共政策和舆论无暇关注潘鸿强们。大老爷们，年纪也不大，不该是社会同情对象，但他们可能更脆弱。乞讨者还有自己的地盘，农民工还有土地作为流动择业的资本，低保户有保障罩着，而这些转型期的夹缝中人，收入比低保户好不了多少，也没有跳槽的能力，更放不下讨生活的身段，毕竟内心还保留着“国家主人翁”的曾经荣耀。而“被遗忘”让他们几乎无法看到任何命运的转机。
    一个有着31年工龄的国企工人，最终两手空空、遍体病痛、一身债务，他的存在价值在哪里？做人起码的乐趣和尊严又在哪里？我觉得，压垮潘鸿强的不是新闻报道中所谓的房子，而是他的心理承受力已经到了边缘，也集结了经济结构调整中一大批“不适者”的心理综合征。而国企改制中少数人发财、多数人破产，无法享受任何发展成果，却总是成为买单者，也让他们无法忍受。压抑和苦闷有如一个大压力锅，必须有释放的气孔，心态好点的不过发发牢骚、缅怀一下旧体制，心态差点的可能就会做出极端行为，选择不归路。
    孤独不可怕，被遗忘才可怕。潘鸿强们的可悲之处就在于，他们根本找不到自己的社会定位，这很容易制造一个问题和危险群体。幸好潘鸿强不是郑民生，他只是制造了个人而不是群体悲剧，但我们的公共制度不该因此警醒吗？社会心理危机不除，和谐只能是个奢望，新经济新产业蓬勃发展，别忘了历史遗留的传统产业心理危机也在步步升级。作为发展牺牲品的潘鸿强们，是改革必须直面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