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法院网报道，2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政府信息公开行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征求意见稿)》，向全社会公开征求修改意见和建议。
    此“征求意见稿”所承载的司法解释力量，是对《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一年多来实践层面的矫正和推进，与“无公开不监督、无监督必腐败”的逻辑相似，没有监督、没有约束、没有救济，则信息公开就难以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很容易在现实中成为水中月镜中花。
    我们不妨对信息公开条例一年多来的监督、救济等做一简单回顾和审视。
    在该条例实施一年后，在全国信息公开方面走在前列的上海有这样一组数据：据市高院行政庭庭长殷勇透露，自2004年5月1日开始试行信息公开制度到2008年年底，共发生400多起信息公开诉讼，除1起政府败诉、13起因和解撤诉外，其余均遭驳回或不予受理。
    该条例实施一年后，北京市高院发布信息显示，北京市由信息公开引起的行政诉讼共有10起，目前审结9起。在已经审结的9案中，有5起不予受理，两起驳回起诉，另有两起原告撤诉。
    而在全国公开报道的多起 “信息公开诉讼”中，绝大多数都没有进入实质性司法诉讼程序。而从法治建设角度而言，一个缺乏司法救济和司法监督的制度，注定会因为缺少约束而大打折扣。这种现状应该是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的重要原因。
    那么，“政府信息公开”最大的阻碍在哪里？一部司法解释能完全清除信息公开之路上的所有监督、救济障碍吗？
    从众多有关信息公开的诉讼中，很多公开申请或诉讼请求被拒绝、被搪塞、被束之高阁，无外乎以下几个理由：
    一、信息不存在。而申请人或法院要调查其存在的证据，往往耗费巨大成本，只能望洋兴叹。二、保密。商业秘密、国家机密，等等，这条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保密原则”也常常成为拒绝公开或立案的理由，成为信息公开道路上的一道既模糊又庞大的障碍。三、信息公开条例和国家有关规定，要么让申请人在遭拒后先向政府行政部门寻求权利救济，要么让申请信息公开必须和自身需要有关，等等，这使得司法要么把救济更多推向行政，要么在现有制度中无法作出有利于申请人的司法救济。
    法律要实现对权利的救济和权力的约束，就必须进一步以法律的形式逐步清除这些障碍，至少在制度层面让公权机构找不到可以随意拒绝公开的理由，或者增加公权机构拒绝公开的成本。我们认为，知情权能否得到进一步保障、权力神秘主义能否进一步被削弱，司法解释实施后的各类官司变化，将是衡量这些目的的重要标准：如果有关信息公开的官司依然十打九难、十打九输，则说明影响政府信息公开的制度瓶颈仍未破除，司法救济仍然难以有力助推政府信息公开的前行；如果公民等发起诉讼的信息公开官司有一定增长，而且立案率、申请人胜诉率有所提高，一定会形成敦促行政公权机关提升信息公开意识、完善信息公开技术准备的强大司法力量，政府信息公开建设的生态也必将发生重要改进。
    制定法律—监督约束权力—权利救济，这是一项法律制度能够真正生机勃勃、惠及苍生的完整逻辑链条，就阳光政府的建设而言，我们仅仅走出了重要的第一步，更重要的还在后面。
    （相关报道见A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