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诗成

    高法、高检在新出台的《关于办理生产、销售假药、劣药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规定，为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犯罪分子提供广告等宣传的行为将被以共犯论处。针对舆论热议的明星代言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熊选国表示：如果明知他人生产、销售假药劣药，符合《刑法》规定，作为共犯处理是可以的，但是这个前提很重要。
    这是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表态。很多人会本能地想到：要认定一个明星是在“明知道”还是“明不知道”之下参与了虚假广告，会不会难于上青天？按照以往经验，他们会找千般理由万般借口开脱，比如厂家提供了虚假材料把我们蒙蔽啦等等。“明知”才算共犯的“重要前提”，恐怕难免要成为金蝉脱壳的不二法门。因此，发布会上多名记者揪着此问题不放，网上也疑声隆隆。
    应该看到，明星代言该当何罪虽有 “看点”，但比起“以司法解释完善制售假药罪认定标准”的重要意义而言，显然“次要”了很多。“明星共犯”问题被大家揪住不放，或许还可以理解出另外一层含义：大家不自觉地将其视为一块“试金石”，希望通过它的落实来评判这个旨在为造假售假编织底线的“司法打假”会不会虚蹈，会不会沦为“看起来很美”的摆设。
    两高“司法解释”所扮演的历史使命，就是要在造假售假相对严重、民众深恶痛绝的背景下，廓清一套责任认定边界。但要清醒地看到：以法律规范结束一种既有的混乱状态，注定面临重重阻力。在当下，造假售假已经形成了初步的利益格局，它们必然要坚守既得利益，以顽固的惯性无孔不入地在“司法解释”中寻找利己的空隙，继而成为“司法打假”全面落地的绊脚之石。
    就拿明星做广告来说，他们很可能会钻“明知”这个空当为自己逃避责任追究。医疗机构也一样，“医疗机构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假药、劣药而使用或者销售，‘足以危害人体健康’或‘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将以销售假药罪追究刑事责任”，要害之处也在于“应当知道”。如果说“应当知道”被视为明星代言之前与医疗机构使用药品之前的一种责任（必须要了解），那或许还好理解，但有关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似乎更倾向于是一种“主观故意”，就是你“应该是知道的只是不承认”的那种情况，这将为定罪量刑留下过大的主观空间。
    在《解释》中，将广告行为专门列举出来，作为共犯来打击，这很好，但审核产品的机构、发布广告的媒体、代言广告的明星等如何分担责任，都有待于细化。如果没有清晰的责任划定，多方责任最后就会被过分的分解弱化。如果只是简单归罪于明星，虽然很顺“民心”，却未必符合法律理性，最后就如“明星代言虚假食品广告可能倾家荡产”遭遇名人反对一样被虚置。此外，对于定罪标准，现在明晰“是假药，要足以危害人体健康”、“是劣药，要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或“后果特别严重”，从刑事责任认定上讲，这没有问题。但对于用面粉、淀粉之类做假药劣药的行为，虽然不会造成直接危害，却因为药品无效造成耽误治疗与经济损失，如果单是引入其他罪名以罚款等方式处罚，对制假贩假的威慑力将大为减弱，所以统筹责任认定依据会更好一些。
    或许，法律之所以虚置，就是因为刚性不足的表述总是会被逐利者钻空子，既然是要对涉假、涉劣行为装置栅栏，建立边界，便需要充分考虑条文的刚性与全面性，不给不法者制造任何金蝉脱壳的空间。有了更为详细的司法解释，只是我们在借助司法“打假”的道路上又迈出的重要一步，接下来不妨就以舆论强烈关注的明星代言怎样落实共犯责任为“试金石”，不断夯实“司法打假”的基础，让每一个条文真切转化成制止假药、劣药坑害民众的现实之力，以极大耐心渐进地涤荡每一寸滋生造假售假的土壤。
    （相关报道见A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