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据陕西神木县挂职办有关负责人介绍，神木县挂职办对全县挂职干部进行摸底调查后，近日，该县取消挂职后赋闲在家的41名干部的2009年度挂职资格，终止具备双重身份的26名干部2009年度挂职资格。这些干部自挂职后，有的兼职取酬谋私利，有的赋闲在家照拿薪酬。据悉，神木县干部挂职工作从2006年开始，截至2008年底，全县挂职干部达2389人次。（4月26日《新京报》）
    持有“空挂”干部身份，穿着睡衣赋闲在家，公务员工资照拿不误，而今这已算不上新闻矣！因为，就连浙江瑞安市原副市长蒋良荣被判刑后，都还能保留公职照拿6年工资；而山西河津，一次排查就揪出90名干部“吃空饷”，其中甚至包括死亡干部，亲属“趁虚”偷吃公粮。诸如此类的新闻可以说屡见不鲜。一个总人口只有37.8万，农民年收入仅3594元的小县，单是挂职干部，县财政竟要背扛2389人次之多，倒的确应算是“数字揭秘性”新闻了。
    神木曝光出这支庞大的挂职干部队伍，只是一个新闻的“数字触点”，实际上它早就成了一个官场侧影。尽管“挂职干部”这一干部人事运作形态，未引起太多研究者的注意，更未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的出台，但它却已在中国走过了20多个春秋。最初是学者到政府部门或司法机关挂职，后面挂职的视角逐渐下移，空间也开始拉大，连一个县都有数千干部挂职到乡镇或国企、私企去培养和锻炼。应该说，机关干部到基层挂职，出发点原本没错，既可锻炼干部，又能指导一些基层工作，特别是让这些挂职干部成为架起干群和谐关系的一座座“人桥”。
    然而，好初衷未必有好结果。由于一直没有相关监督与约束机制的配套跟进，使这一办法很快成为了一张“空头支票”，不少地方将这种干部锻炼方式变成一种 “空间折腾”，并最终流于形式。可以这样说，这种现象在全国比较普遍，尤其在中西部和东部一些基层区县，还有在一些国企和教育部门也很严重。仅是神木县一个挂职办的一次调查，便查出这么多“闲人”挂职在家吃着财政金，那么，其他地方的“挂职办”只要去摸一回底，收获一定多多，揪出的赋闲在家的挂职干部一定不少。说不定查出的“挂职干部”，他们吃空饷的“技艺水平”会让人大跌眼镜。
    于此，我建议组织和人事部门，彻查和清理各地挂职干部的吃空饷现象，并尽快启动历史评价程序，科学评估此法的优劣，最终找到合适的处置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