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盛翔

    为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建议政府改变补贴方式，高价收购农民粮食再平价卖出。“补贴方式改变了，政府高价收粮，农民就会尽量高产，越高产他收入越高”，而又不会影响市场粮价。袁隆平认为“这个钱，国家是拿得出来的，政府有这个财力”。（4月8日《广州日报》）
    现在的国家粮食直补政策，以土地面积作为发放补贴的基数。农户承包了多少土地，就能相应获得一定数额的种粮补贴。这一政策的最大优点是被截留挪用现象相对较少，但对于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意义不大。因为种多种少乃至根本不种，得到的补贴都是既定的。袁隆平建议将补贴直接作用于价格，这种方式的确更具效率，但实际操作起来，至少有两点瑕疵：
    一是腐败的空间增大。因为收多少粮、收谁的粮，全是农民所不能做主的。到时候，有粮的农民可能一斤粮都交不上去，反倒是那些有关系的粮贩子大牟其利。有人担心会否有奸商平价从政府手里买粮，然后再高价卖给政府，空手套价差，只要有权力参与分成，这也是完全可能的；二是限量收购下的补贴对冲，乃至产生逆差。除非国家不设底线地放量收购，否则农民交给国家的粮食一般只占总量的少部分。于是，政府平价卖粮与农民向市场卖粮形成竞争关系，不仅会对冲掉有限的政府补贴，反而可能还会产生逆差。
    美国同样在采用类似我国的 “直接补贴”，此外，美国另有与粮食价格挂钩的销售贷款差额补贴和反周期波动补贴，当农产品的实际有效价格低于政府确定的目标价格时，政府就会向农民提供这个差额的补贴。
    这和袁隆平的建议有些类似却有本质不同。美国政府确定的目标价只是虚拟价格，农民依然是将粮食卖给开放的市场，目标价格只是计算补贴数额的依据；可我们采取的却是国家收购的方式，而且又是限量收购，这个保护价是一个真实的交易价格。因而，袁隆平院士粮补建议的两点瑕疵在美国式农业补贴政策中不存在。
    问题的关键显然在于，我们是否愿意在政府价格兜底的前提下放开粮食市场：市场价格低于保护价时则按差价补贴；市场价格高于保护价则不予补贴。如此，农民才能既最大限度享受粮食价格市场化的好处，又最大限度避免粮食价格波动的市场风险。比如去年世界粮食价格猛涨，粮食出口商赚得盆满钵满，中国农民却分享不到一分钱好处。
    从水到油到天然气都能进行市场化改革，为何粮食不行？我相信，绝大多数的城市家庭都能够而且也应该为农民增收多花上一点买米钱；至于那些真正无力承担粮食价格上涨的城市困难家庭，政府则完全可以通过省下来的粮食价格补贴，从农民那里转过来补贴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