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克梅

    去年一家奥运赞助商恒源祥曾经推出12生肖的广告，由于内容台词重复无趣，被民众批评是“折磨人的广告”，广告被大家骂得体无完肤，但恒源祥也一夕间爆红。显然该品牌不在意批评声，今年一开始又推出同样类型的12生肖广告，让民众看了真的快昏倒。不少已经看过的网友将其戏称为“春节第一雷”。（1月31日中新网）
    抱住恶俗广告的大腿往上爬，宁愿将宁静雅致的广告文化推向乌烟瘴气，此举明明会引起社会不满、文化愤怒，可这家公司还是在去年的基础上肆意厚黑，这种“我恶俗我骄傲”的现状值得思考。在《广告法》等法律对恶俗广告缺乏准确、权威的判定，叫停缺乏依据的同时，“恶俗就是生产力”的不良文化理念得到一再刺激和纵容，形成了“恶俗就是利润”的畸形判定，造成恶俗广告的肆无忌惮。
    既然恶俗行为对传统文化、公序良俗和公共道德构成了显性伤害，污染了公共文化环境，那就应该受到文化惩罚和经济惩罚。也就是说，广告审查和社会监督不仅注重经济效应，还要注重社会效应；不仅注重商业效应，还应注重精神和道德效应。广告播发过程中，应该有专门的公共文化专家认真监控和审查，一旦构成了对公共文化环境的伤害，就应该立刻叫停，比如在美国及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都建有公共实验室，它们会对涉嫌有不良影响的广告进行样本测试，以实验数据作为评判广告是否适宜播出的依据。用公共需要看住广告文化的优良品质，看守住广告的社会和公共效应。
    希望我们也能学学西方国家的公共实验室制度，用公共文化良性秩序规范恶俗广告的肆无忌惮，将民意需要转化成为公共文化需要，将文化呼声转化为公共环境的健康需要，用专业和权威数据为广告文化套上紧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