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城重庆，偌大一个城市，一夜之间出租车骤然消失，在经过一两天的蛰伏后，5日上午，已经全面恢复运营。当我们在这庆幸这场罢运事件“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时候，每想到这个事件，虽然暂时得以平息，却还有许多善后工作没有完结，以及这场罢运风波所带来的警思的时候，我们不由得沉重了起

    重庆方面在对此次事件的处理上，尽管也出现了追究少数操纵者的咄咄逼人的声音，但总的来说，表现了公权力的谦抑与克制，也是令人称道的。在对此类事件的处置上，及时稳妥的政府公关手段是必要的，但是要想真正化解和消弭社会矛盾和危机，更要去深入地剖析事件发生的根源与潜在的动因。

    这起事件的起因，看起来好像是因为“份儿钱”，而且在罢运次日，重庆市政府就已责成各出租汽车公司将“份儿钱”降回到原有的水平，而这，也是事件能够迅速得以平息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说，如果出租车司机能够通过正常的渠道与管理方进行正常的交流，或者说进行利益的博弈，达到利益上的妥协与均衡，这件事就压根不可能发生了。可是现实是，由于利益诉求渠道的狭小，仅靠出租车司机一方的呼喊，根本触及不了有关部门的“痛处”，用这种激烈的表达方式，实在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

    这显然是利益诉求渠道不畅，造成利益博弈的不均衡。我们知道，类似出租车这样的行业还有很多，类似出租车司机这样的劳动群体也是很庞大的。重庆的这一事件固然有了一个叫人满意的结果，但是问题在于，当某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受到了损害，除了采用过激的行为之外，究竟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问题在于，除出租行业，还有更多的行业在利益诉求的平台之上面临着同出租行业一样的窘境，虽然他们并没有表现出过激行为，但是否就可以坐视不理？

    对于事件的善后处理，重庆市相关部门还将做好各种工作，防止事态恶化，并抓紧研究出租车行业的“诉求”，同时建立更加 “畅通便捷的诉求反映和沟通渠道”。如果都像这样以激烈的诉求方式，才能换得有关方面的一种对正常的诉求渠道的重视与关注，那么，这种代价是不是有些惨烈呢？假如事情在出现苗头的时候，就能够在一个公平、公正的利益博弈平台上进行对话与交流，毫无疑问是完全能够消弭冲突于无形的。

    重庆的罢运风潮退却了，但对于此类事件处置，我们是曲突徙薪、防患于未然，还是被动地去应对，答案不言而喻。随着公民意识的提高，公众越来越多地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提出利益诉求，现有的对话协调机制已不足以表达民众的利益诉求。如何防止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这成了横亘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问题。

    实际上，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利益博弈下的制度平台，以保证各个利益群体能够在这个平台上公平地进行博弈，继而达到利益的均衡，这才是杜绝此类事件发生的根本。而如何创造一个公平的利益博弈平台，如何让每一个群体的利益诉求都能够有效地表达出来，这恐怕不只是重庆方面需要深思的，更需要每一个地方的为政者为之深思。否则，重庆方面因出租车罢运而导致的窘境，也会在其他地方重演。

    历史不只是用来记录的，更需要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比照自我。惟有这样，这个社会所经历的那些伤痛才方显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