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毕诗成
    兑换时间像猜谜，兑换方式像偷袭；有人一张兑不上，有人轻松兑几张——— 奥运纪念钞闪亮登场，各地人民热情高涨，但亲密接触了一下下之后（更多人没接触上）却发现：激情对面，若隐若现晃动着一些不公平的身影，让人很是不爽，不由得浮想联翩。
    看广州：11日迎来第二批奥运纪念钞，按规定兑换网点要在当天开业前1小时张贴公告，但前一天下午就有市民“扑准”网点排队，按规则得到消息的市民赶到时已“人去钱空”，市民质疑，谁走漏了兑换点的消息？（7月12日《南方都市报》）看上海：更是“一片混乱”，等了一晚上的市民到第二天早上才看到告示，竟然前一天下午已兑换完毕。（7月10日《证券时报》）看西安：兑换过程不到一小时，没兑到的市民十分失望，询问兑换数量，得到的答复却是“奥运纪念钞在我市的数量很少，具体数字保密，所以只有很少一部分市民能兑换到”。（7月10日《西安晚报》）
    一件大好事，最后弄得牢骚满地跑，算怎么档子事嘛。任由此等情绪蔓延，恐怕只能以更多的公信牺牲为代价，闹不好还要捆绑一点大家对于奥运的情绪。究竟是什么导致了如此乱象？剖析这只“分钞麻雀”，或可窥见引发不公的一些根源。
    公认的弊端是：中国是人情社会，有啥东西紧缺，大家就会窜房子挖洞子找关系，最后甜头总是让有关系、门路广的人吃到嘴里。据说上海的银行业者接到无数的求助电话，有的碍于情面答应帮忙，有的被迫关闭手机，有的挂出“无能为力”的“免战牌”；还据说广州前一天得到信的，都是拜银行内部所赐，更有生意人承认“跟银行业务往来较多，提前得到消息”。关系当道，没关系的咋能赶得上趟？
    按说，重人情也不全是坏事，问题是人情总得有底线吧？比如在银行工作的人，难免会有人上门拜托，但总不能随随便便把本属保密的信息外泄吧？对于工作起码的职业伦理还是要有的嘛，对于违反规则不能丝毫不以为然嘛！据说很多银行也采取措施希望保密，但根本挡不住，不然也不会有那么多市民如此精准地“扑准网点”了。对普通群众，“保密”成了挡箭牌；对特殊群众，“挡箭牌”下好干事——— 好人随便当了，“好事”随手做了，职业伦理的敬畏，管它抛到爪哇国还是九霄云外。
    按理说，国人“为兄弟敢两肋插刀”是很有名的，那么从最初设计派发流程的时候，没道理傻呵呵一点不考虑呀。遗憾的是，似乎没有——— 这让人怀疑如此空子是否是专门给“自己人”留下的。奥运纪念钞的发行完全可以借鉴奥运门票的发行机制，先预定后兑换，而不是如此一哄而上，但放着好好的经验不用，却搞什么神神秘秘的名额分配。分名额也罢了，哪个城市发了多少张，被哪些人买去了（不是实名制吗），都该公开吧？偏不，反倒说各地分到了多少张是 “保密”的。江湖传言这个市分了几万张，公众感觉你们只发出几千张；央行宣布将发行600万张，有市民却称全国上柜总量不会超过200万张——— 这么严肃的事情最后倒似乎成了扯不清的糊涂账，岂不是咄咄怪事？
    有人说600万张少了点，要我说纪念钞这事，不患少来只患分配不公。讲人情关系，却缺乏职业伦理；不讲职业伦理，却缺乏程序约束与公开监督——— 放任之下，不兑乱了才怪，民众能心情舒畅才怪。这不仅是对奥运的热情能不能满足的问题，甚至也可以延伸为腐败问题——— 10元的纪念钞被炒到了500元、900元，如此升值之下，若纪念钞以不正当渠道获得，难道不是在派生腐败吗？
    如果把纪念钞视为一种社会资源，那么围绕这资源从内往外会形成一个“圈”，离核心越近的人，他们占有资源的“通吃”能力就会越强。不仅仅是纪念钞，想想看，人情泛滥、伦理缺失、程序随意……何尝不是其他形形色色社会不公的根源所在？对人情泛滥我们好像快要没招了，但推行职业伦理、推动程序正义公开，总还是有招可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