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谣言又跑到了真相的前面——— 这是我看到安徽阜阳疫情的第一反应。当地政府近日发布消息称，该市3月以来已有1199名儿童感染肠道病毒EV71，20人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在这之前，由于官方的说谎、真相的封锁和信息的迟缓，既延误了疫情防治的时机和引发了疫情的蔓延，又导致谣言与恐慌

　　当地有关部门在解释 “以谎言辟谣言”时称，是害怕公布真相“引起不必要的恐慌”，是为了“维护社会稳定”——— 这是许多隐瞒真相者惯用的说辞。可显然，从非典危机到哈尔滨停水危机，再到无锡的水污染危机，无数次危机的试错和教训早就普及了一个开放社会的基本常识：谣言止于公开，恐慌止于透明——— 信息不畅是谣言和恐慌的温床，只有及时、权威的信息公开才能给公众稳定和理性的预期，自作聪明地“以谎辟谣”才会真正引起公众的恐慌。阜阳官员再一次以沉重的代价证明了这个常识，“以谎辟谣”比传染病更可怕。

　　为什么试过的错一错再错，为什么常识一再被人漠视，为什么阜阳官员无视基本常识而理直气壮地瞒报和说谎——— 这是许多媒体对阜阳“以谣辟谣”丑闻发出的疑问和质问。我想，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官员因愚昧而不知这个常识，而在于制度对政府说谎的问责缺位上。没有问责压力，权力就不会尊重常识——— 这是一个更基本的常识，如果“说谎了就要承担责任”的政治常识不首先常态化的话，没有问责压力，政府和官员永远不会尊重“谣言止于公开”这个常识。

　　确实，“谣言止于公开，恐慌止于透明”是一个基本常识——— 但这只是科学意义上的常识和公众眼中的常识，而不是政府和官员的常识。基于成本和收益的衡量，官员在这个问题上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常识”：不公开也没事。如果毫不掩饰地公布真相，虽然有利于公众利益和公共治理，但那可能影响到自身的政治前途和政绩形象；如果能瞒报成功，如果谎言能蒙混过关，那就能避免这种个人利益损失，即使最终瞒报被曝光、谎言被揭穿了，也能以“维护稳定”的借口轻易推卸责任，当然不会再受到严厉的追究。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有多少沉痛的教训证明了“谣言止于公开”这个常识，就有多少事实同样证明了“不公开也不会被问责”——— 在我们的制度环境中这也是个常识。基于利益衡量，这个常识比那个常识对官员更有吸引力：虽然瞒报和说谎对公共利益是一种巨大的伤害，但在问责制的缺席和虚置下，对官员可能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也就是说，常识只是一种常识，它是无力的，它对政府和官员没有丝毫的约束力——— 要想使一种公众常识成为官员的常识，成为其实际行动中常态的选择，必须诉诸于问责制度，必须用问责制驱动和迫使官员尊重一种有利于公益的常识，这是一个更基本、更本原的政治常识。如果问责制落到实处，官员说谎能受到应有的惩罚，信息不公开会被追究责任，瞒报者会被毫无留情依照法律程序撸掉乌纱帽，官员自然不敢瞒报和说谎了。“说谎者必受罚”的问责制度常态化，“谣言止于公开”的常识自然会得到政府和官员的尊重。

　　经过长达13个月的漫长准备，《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将于5月1日正式实施了——— 舆论对这部修订后的新法有着很高的期待，可阜阳这起丑闻提醒我们：政府部门会依法老实地公开信息吗？他们会不会以“社会稳定”为由拒绝公布真相，他们会不会也选择“内紧外松”的策略？如果问责制度不跟上、责任不追究不先行的话，公众很难对这部新法有乐观的预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