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士君

　　今后，浙江嘉兴地区排污权就像商品一样，可以通过 “银行 （即嘉兴排污权储备交易中心）”买卖。“排污权交易”就是通过市场机制，让企业之间自行调剂和交易其排污指标的余缺。（11月12日《新京报》）

　　在“排污权交易”规则之下，环保部门核定给企业的排污指标若有节余，该

　　从节余排污指标的企业角度看，表明其身上要么仍有潜力可挖，要么环保部门当初核发的指标太过宽大，故环保部门应对其不合理的排污指标重新核查和调整，而非怂恿其拿富余排污指标待价而沽，坐收渔利。若从排污指标不足的企业角度看，表明其采取的环保措施不力，不然为何在相同条件下，别的企业排污指标尚有节余，而它的排污指标偏显不足？尤其当排污指标变得千金难买时，有权为企业核发排污指标的机关便容易滋生全新特权，直至有不公甚或腐败生焉。

　　显而易见，“排污权交易”妨碍了环保理念的落地生根。原因是，企业获得各自之排污指标后，排污指标在内涵上便发生了微妙变化，即原先的排污指标实属环保警戒线，如今却成为企业依“标”排污的一项“权利”。换言之，无论排污指标是节余还是超标，无论排污指标是属分得还是买来，排污指标似乎都成了排污企业的排污通行证，故其排起污来便分外理直气壮，再也不用看环保执法者或公众的眼色行事了。

　　故“排污”即便不是“罪”，也绝不该是“权”，即便算是“权”，也应属“虚拟之权”，而非“实体之权”，更不该放任任何人或组织以此“权”进行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