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林

　　为打造国内最清洁城市，杭州近日发布《关于从重处罚乱扔垃圾等违法行为的通告》，对乱吐痰等不文明行为的处罚金额大幅提高，随地吐痰等一律处50元罚款。（10月23日《今日早报》）

　　以重罚约束乱吐痰这一公共陋习已不是什么新政策，许多城市早就祭出了重罚的大棒，有的甚至罚到了200元

　　为何会如此？因为“重罚乱吐痰”政策本就是公共管理者在重罚主义的诱惑下而自设的一个陷阱：知道“害怕惩罚”是理性经济人的一种本能，受到重罚思维的诱惑，于是想以重罚威慑乱吐痰者，但又缺乏承受高昂监督和执行成本的准备，本就不想或无能力付出那么高的成本，这注定了重罚必将无法执行，从而掉进自己所设的陷阱，使“重罚乱吐痰”徒成一个空头的威慑性规定。

　　许多城市的“重罚乱吐痰”，都是受到了新加坡“重典治陋习”的启示：正是“随地吐痰重罚600美元”之类的重典，让一个垃圾遍地的混乱城市变成了一座秩序井然的花园——— 我们的管理者不能只看到人家的重典，更要看到其为将法纪落到实处、为执行这个重典付出了多大的成本。

　　我想问的是，我们的城市管理者在出台重罚吐痰令时，有没有严格执行重罚令的成本准备，准备为严格执行规定付出多大成本，有没有不惜代价将法纪落到实处的决心，出台重罚规定时有没有把执行方案也同时公布？

　　不得不警惕的是，正是管理者这种不顾重罚执行力而自设陷阱的行为，公众对政府“重罚吐痰”规定已经形成了“理性预期”：知道政府只是想借重典吓吓市民，所以毫不会把政府的重罚规定放在眼里。

　　所以公共管理者如果缺乏承担执行成本的准备和能力的话，还是别出台这些重罚规定自设政策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