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把荣誉看得云淡风轻 十几枚荣誉证章他从来没有佩戴和炫耀过

                    ——军功章荣耀承载的是一部部壮烈而辉煌的军史

父亲是普通人，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军时期，都是部队的普通一员。他从抗日战争时期参军入伍，历经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三个不同的战争年代。他不是英雄豪杰，只是普通一兵。

1939年11月，父亲便开始参加了抗日战争的行列。那时不算正式参军入伍，只是加入到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斗行列。这一年，老家临近的河北省涞源县，我八路军与日军交战，发生了著名的“黄土岭战役”。父亲家乡作为抗日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组织当地群众积极踊跃给参加黄土岭战斗的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和三分区的作战部队运送军粮，爷爷没去，安排十几岁的父亲加入到运粮队伍。父亲赶着自己家的小毛驴，给作战的八路军部队运送军粮。后来，日军进山扫荡，把父亲家的小毛驴抢走杀害了（这里还有一段故事）。

1940年，父亲经家乡村政府的介绍，到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的速成中学学习。据父亲介绍，这所学校是我根据地为培养边区政府的抗日骨干开办的中学教育，属于供给制，免费读书。毕业后，父亲被分配到本村小学做教员工作。这都是晋察冀边区的政府行为，应该属于正式参加革命工作。

1943年7月，父亲离开学校报名参军，加入到晋察冀军区三分区2团6连。这是一支曾经参加过“百色起义”的红军部队，具有革命历史的光荣传统。后来，这支部队编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为第19兵团64军191师572团。

当年，在聂荣臻司令员领导的晋察冀军区，共有四个军分区（后来有第五分区），2团是三分区的主力团。三分区2团在晋察冀军区的口碑很好，部队战斗力强，能打仗，主要原因有两条。

一、是一支有光荣历史的红军部队。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部队作风顽强过硬；二、部队兵员主要来自于河北、山西两省太行山区的子弟。山区的娃娃能吃苦耐劳，不怕流血牺牲，敢打硬仗。

父亲参军时，所在2营6连的指导员是聂荣臻司令员长征时的警卫员苟耀德伯伯。20世纪70年代，父亲去辽宁省的铁岭县（现在铁岭市）开会，我去看望他，并随他一同看望了时任铁岭军分区的苟耀德司令员。苟耀德伯伯曾对我亲口评价父亲说：“你爸爸打仗勇敢，不怕死”。

1942年，晋察冀部队整编，2团3营编入晋察冀军区的游击军，改造了这支反正部队，使改编后的42团（晋察冀军区游击军）成为三分区另一支作战主力团。

战争年代，父亲参加过很多大小战役及战斗。像“古北口战斗”；“集宁战役”；“解放大同”；“阻击白塔铺”：“平津战役”；“新保安战役”；“解放太原”；“解放大西北”等等：抗美援朝战争中，参加了“第五次战役”等。1947年，因作战勇敢，两次荣立战功；战争年代，荣获各种奖证章十几枚次。

1948年，荣获解放东北纪念章；1950年，西北军政委员会授予“人民功臣证章”；西北军政委员会颁发了“西北解放纪念章”；1950年，荣获“华北解放八一纪念章”；1951年，中国政治协商会全国委员会颁发了“抗美援朝纪念章”；1953年，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颁发“和平纪念章”；1953年，朝鲜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授予“三级国际勋章”；195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授予“解放奖章”；1988年，中央军委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200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2015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章”。

奖证章不仅仅是一位战争亲历者的荣誉，也是对一位参加过战争军人经历的充分肯定。然而，这十几枚军功章，父亲从来没有佩戴过，也没有显示和张扬过，每次得到这些勋章和纪念章，父亲都是悄悄地把它收藏好，放置在一边，从来也不动它。

父亲生前唯一一次佩戴过的，是1988年，中央军委授予的“独立功勋荣誉证章”。这一年，原沈阳军区司令部对授予“独立功勋荣誉证章”的老干部，举行了隆重的颁发仪式。父亲与干休所的其他老同志一道参加了颁发仪式，司令部拍摄集体合影。只有这一次，父亲佩戴过他曾经经历历史荣誉的“功勋证章”。除此而外，再也没有见过父亲在任何场合、任何时间、任何地点，佩戴过各级颁发并授予的荣誉奖章。

父亲是一位忠厚寡谈的人，一生喜欢低调做人，低调行事。对任何事情从不张扬，更不卖弄。面对荣誉，他总是谦虚谨慎，不外露自己的喜怒哀乐，心态十分平和。

其实，父亲这一生虽然投身军旅，加入革命队伍，也并非一帆风顺，条条大路都通向了“罗马”。也遇到很多坎坷和不顺，但他自己从来没有任何抱怨和怨言。1939年，他即参加了抗日战争；1940年，在我抗日敌后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开办的速成中学学习。别看叫“速成中学”，其实，就是为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及基层乡村培养抗日干部和骨干力量的速成学校，学校学生完全享受政府给予的供给制。

在那时，供给制标志着享受现在的“国家或政府”待遇。战争年代，我们的政府和军队不发津贴，没有工资，所谓的工作“待遇”，就是“供给制”生活。

父亲毕业后，被政府分配到本村小学校教书，这些都“政府”行为。建国后，应该算参加工作经历，但由于是战争年代，过去的部队干部档案制度不健全，也没有干部档案，填写表格只有参军时间，没有参加工作一栏或一项。填写时，父亲只填写了参军时间，没有填写在地方政府参加工作的时间。和平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在地方参加工作，就计算工龄。这样，父亲自然就缺少了好几年的实际工龄，有工龄就享受应有的工资及房补待遇等。

战争年代，父亲打仗时负过战伤，生前他的背部、臀部有一大片的伤疤。小时候我问他：“伤疤怎么来的”？他轻描淡写地告诉我：“出生几个月的时候，在家睡火炕上烧的”。当时，我不是很懂，但也纳闷：“出生几个月才多大？睡火炕再烧也烧不到那么大的伤疤？只能留下很小的一块疤痕”。

我长大以后，他告诉我：“打仗时负伤留下的。”父亲是学医的出身，当年在卫生部门机关还管过评残工作，可他一辈子都没有给自己评战争伤残，只给别人办了不少伤残证。

父亲参加工作的工龄与实际不符，我问过他：“为什么不找一找”？他斩钉截铁地告诉我：“不找，不找也不损失。我和那些打仗牺牲的战友及同志比，比他们强多了。他们什么都没有得到便牺牲在战场上，新中国什么样都没有见过？也没有过上幸福生活。我什么都有，工作、事业、薪金、家庭、妻子、孩子，我很幸福，我比他们不知道要强多少倍”。父亲的一席话，让我懂得做人到任何时候，要懂得知足。

父亲晚年经常自己念叨家乡发小及战友的名字，叫崔宝林。有一年，家后院儿的一棵枣树结满了红彤彤并很甜脆的大枣，我摘下来拿给父亲吃。他看着大枣，沉思良久，想起并说起了崔宝林战友。

父亲说：“宝林没有了，他没有活到今天”。我问父亲：“崔宝林是谁？您为什么想起他来？”父亲说：“小时候家乡大枣熟的时候，常去他家的枣树上摘枣吃。有一回，宝林家枣树的刺把我的衣服划破，把肚皮划了一个大口子，枣没吃成，赶快回家包扎伤口。宝林是家乡和我一起出来参军的战友，打太原时他牺牲了，我们一起出来参军的有3个人，只活了我1个人，其他两位都没有了，都在战场上牺牲了。”

2015年的初冬季节，按照父亲的遗愿，我们回老家想安葬父亲。在老家河北省唐县川里镇的街上问路，恰好遇到一位中年妇女，我问她，谁？谁？谁家怎么走？她说：“我带你去找”。走在路上我问她：“您知道崔宝林吗？”这位中年妇女告诉我说：“知道啊！他是我大爷”。我询问她：“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中年妇女回答我说：“不知道，就听说打仗打死的，再也没有回家”。

听到这里，我知道了，也许这就是父亲一贯“知足”的原因，他确实比牺牲的烈士强多了。父亲活了将近90岁，而家乡的烈士仅仅生活了至多20来岁，生命便永远定格在解放新中国的战场上。

父亲一生为国家、为民族的解放不惜参战，保家卫国，得过一些荣誉勋章，大部分他都知道，唯有一枚他不知道，甚至自己都没有见过？这对他来说，是生前唯一的憾事。

2015年8月15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时刻，仅仅就相差22天的时间，7月24日，父亲便离开了我们，离开了他战斗、工作和生活的世界。

8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发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纪念章。父亲没能亲眼见到这枚弥足珍贵、他们用生命捍卫国家领土、守护民族尊严并取得抗战胜利70周年的国家“礼物”和纪念章，便永远闭目离开了这个世界-----。

父亲离开后，他生前打仗时曾立过两次战功，这是档案中有明确记载的历史。父亲去世以后，本来优抚待遇上是有提高的部分，但由于战争年代，立功手续不健全的，对立功人员只是一纸命令，或口头宣布。这仗打完了，又赶着去打下一场严峻的战役和战斗，谁还能顾上自己的立功表格如何？立功手续在哪里？

战争年代，军队干部的人事档案也不健全，立功只有记载，而没有规范的表格和现在的立功证章及证书。据我所知，东北军区（前沈阳军区）1952年才刚刚成立，机关刚刚组建，才正式设立和平年代的干部机构。1953年8月，抗美援朝战争结束，部队归国之后，部队干部才开始建立和完善档案制度，写自传，填表格。

现在遇到的实际情况，是没有立功证书和立功表格，有关部门不予同意，不同意就没有抚恤待遇。

当我理解父亲的时候，我也没有计较那些所谓的身外之物，多一点也发不了财，少一点也缺不到哪去。唯有自己的心理平衡，心态平衡是人生最好的活法。眼前除去乌云全是阳光，拨开迷雾见太阳。

寻踪父亲生前的足迹，再寻眼中的父亲，面对功绩与证章，把各种荣誉、荣耀看得如此云淡清风。他把荣誉埋在自己的心底，让军功章荣耀永远承载的是一部壮烈而辉煌的军史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