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遵义中国革命的转折之都 中央红军的福地 贵州人民的救星 醉美遵义

陕西农民曾作过一首歌叫《东方红》，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在抗日战争初期，他到延安，写了一本书叫《The red Star Over China》,翻译过来是《红星照耀中国》，后来书名改为《西行漫记》。这本书曾经震撼了中国，也震动了世界，吸引了世界各国重新审视中国，对中国关注之目光。

我有一本《西行漫记》，读过并一直精心收藏了40多年。书中有斯诺先生给延安中央领导及当地群众积极参与革命拍摄的照片，其中有一幅照片，是毛主席在延安最喜爱的三张照片之一。毛主席头戴红军八角帽，用敏锐及洞察世界的目光，仿佛在审视和解读当时中国之命运。

自从有了红军，凡是毛泽东主席和中央红军经过的地方都带有一个“红”字。“秋收起义”，为农民起义赤卫军；“井冈山”为中国革命第一个红色根据地；红军长征到达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国革命历史上著名的“遵义会议”，遵义被称为“红城”；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延安则是中国抗日战争的“红都”；一个红字给新中国带来了希望和无限光明的前景。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经历了“第五次反围剿”之后，被迫开始实施战略转移。因当时转移的目的不甚明确？实行搬家式转移，结果经历了血染湘江的悲惨遭遇。使开始的红军8万人，一下就锐减了5万。红军越走越被动，蒋介石派40部队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妄图消灭红军，中央红军只好往敌人薄弱的贵州省转移。
红军遭受了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惨痛教训；经历了悲壮惨烈的“湘江战役”；迫使红军不得不总结经验教训。
1935年1月1日，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市。“遵义会议”的会址原是国民党黔军25军2师师长柏辉章的私邸，他听说红军来了，吓得抱头鼠窜逃出遵义。中央红军到达遵义，这里成为总司令部。

1月15日至18日，党中央在贵州省遵义市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会议展开了激烈地党内斗争，批驳了左倾错误路线及指导方针，开始确立了毛泽东主席的领导地位。成立了以毛泽东、周恩来、博古为首的三人领导小组，中央红军开启了著名的“四渡赤水”运动战。

从1935年的1月1日，中央红军进入遵义，到3月22日，中央红军经过“四渡赤水”，掉头南下，南渡乌江，在敌人10万兵力的缝隙中穿插急进，把敌人全部甩在赤水河以北。短短的82天，红军牵着敌人的牛鼻子在贵州省转来转去，最终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进入到四川境内。在国民党部队的围、追、堵、截面前，消失的无影无踪，这段历史被称为重要的转折点。
遵义于1935年1月，成为党中央及红军由被动向主动的转折点，人们称遵义为转折之城，转运之城，中国红城。红城遵义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历史发展的新纪元，也给自己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遵义因为有了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在此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而闻名和响誉全国，她挽救了党，挽救了中央红军。中国文化传统历来讲究“天时地利人和”，遵义便起到了这样的关键作用。
从1935年至2020年，85年过去了，遵义这座城市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城市人口达到了860万，相当于新一线城市东北的沈阳。“遵义会议”原址得到了重点保护，成立了“遵义会议”纪念馆。新修建的馆厅展示了红军自1934年实施战略转移至1936年，“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师的重要历史，记录了当年参加“遵义会议”的20位代表等重要的历史事件。
来到“遵义会议”的会址，不得不让我们对革命先辈们肃然起敬。20尊塑像，屹立在我们的面前。参加“遵义会议”的有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朱德、陈云；政治局候补委员，王家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凯丰）；红军总部及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秘书长，邓小平； 李德、翻译伍修全列席会议。

当年，毛泽东主席并没有住在“遵义会议”的原址，只有朱德、杨尚昆、彭德怀、彭雪枫等几位领导同志和红军总参谋部的人员住在“遵义会议”原址。陈云同志住在“遵义会议”原址旁边的独立院内。
如今，“遵义会议”原址周围的城区及街道，成为遵义这座城市的市中心和商业街区。街道整洁，游人接踵；遵义城区，代表贵州黔北地区独特的角楼式建筑别有风光，带着地域性和民族性的结构造型及气势，风格独特；遵义的警察不像其它地方，遵义的警察都在街区徒步巡逻，护佑百姓的一方平安；遵义对外地的旅游大巴有严格的管理。作为国家的重点文物保护城市，不准外地旅游车辆进入市中心。凡是外地大巴车一律停在规定的车场，进入市中心旅游参观一律由本地客运负责接送，秩序井然，以保护这座城市的最佳风貌。
遵义讲究舌尖上的文化，一处传统的文化餐饮胡同吸引了众多的游人眼球，它便是“捞沙巷。”狭窄的胡同，巷子不深，大约300米左右的步行街。据介绍，这条街有200年的历史传统，曾遭遇过火灾、水灾等，捞沙巷是遵义餐饮文化的代表。这里人潮涌入，热闹非凡，各色小吃，香气袭人。本地著名的餐饮，有遵义的羊肉河粉、包炒饭、冰粉、水果饭等。在遵义街区，有一种叫“黔人汪五三香包子”，很多市民每天都来排队，竞相购买，卖出一锅又一锅。看到遵义市民的踊跃购买，我们队伍里也不乏有擅长餐饮文化的“好事者”。也跟随其中，不辞排队品尝。“三香”，主要是包子馅里的蘑菇、肉、还有蔬菜。
看到这繁忙和繁荣的街区商业景象，遵义这座城市不仅给当年的党中央和中央红军带来了新的历史转折，也给这座城市带来今后和今天的经济与文化的转运与繁荣，让外界更多更好地认识到这座贵州黔北大山里的红运之城。

红军和贵州的关系，“遵义会议”纪念馆是这样表达的：“红军是贵州人民的救星，贵州是红军的福地。红军长征在贵州绝处逢生，贵州因红军长征接受革命洗礼，而成为中国革命的红色沃土”。

从1934年5月，到1936年3月，不到两年的时间，红军转战南北，历经贵州。分别有中央红军、红七军、红八军、红二军团、红三军团、红六军团等部队，分别在遵义、铜仁、黔东南、石阡、毕节、六盘山等的六个市、县、区居住，足迹遍布全省68个市、县、区，行程8000多里地（红军长征25000里），有19400名贵州人加入了红军队伍。红军在贵州时间最长，长征里程最长，目前贵州有37个革命老区县。如果按照贵州全省88个县计算，红军长征途经贵州，所到之处已经超过了半个贵州省。

贵州之旅，留给我的感觉，贵州，不管哪个地区和地方的人？确实善良、纯正、质朴、乐于助人，脑子里少有那些被市侩熏染的杂质。
毛泽东主席生前，从来没有给其它城市题过字，唯有遵义这座城市，他写下了“遵义会议会址”六个大字。
遵义，是一座希望之城，正如刚进城市在山上标有的四个大字“醉美遵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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