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评晁错之失

大漠霜天

    在阅读《史记》《汉书》时，笔者觉得对晁错的评论，班固的评论还是比较公正的，太史公的评论稍有一点偏失之处。另外，在《史记》中，司马迁对晁错的评论还稍有矛盾之处。

    太史公曰：袁盎虽不好学，亦善傅会，仁心为质，引义慷慨。遭孝文初立，资适逢世。时以变易，及吴楚一说，说虽行哉，然复不遂。好声矜贤，竟以名败。晁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雠，反以亡躯。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史记卷一百一•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太史公曰：吴王之王，由父省也。能薄赋敛，使其众，以擅山海利。逆乱之萌，自其子兴。争技发难，卒亡其本；亲越谋宗，竟以夷陨。晁错为国远虑，祸反近身。袁盎权说，初宠后辱。故古者诸侯地不过百里，山海不以封。“毋亲夷狄，以疏其属”，盖谓吴邪？“毋为权首，反受其咎”，岂盎、错邪？（《史记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笔者认为：司马迁在《史记卷一百一•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中评价晁错“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雠，反以亡躯”，实为不确之语；而在《史记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中又评价晁错“为国远虑，祸反近身”。比较后一个评论与前一个评论，似稍有龃龉之处。

    赞曰：爰盎虽不好学，亦善傅会，仁心为质，引义慷慨。遭孝文初立，资适逢世。时已变易，及吴壹说，果于用辩，身亦不遂。晁错锐于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其父睹之，经于沟渎，亡益救败，不如赵母指括，以全其宗。悲夫！错虽不终，世哀其忠。故论其施行之语著于篇。（《汉书卷四十九•爰盎晁错传第十九》）

    笔者认为：班固在《汉书》中对晁错的评论“为国远虑，而不见身害”“虽不终，世哀其忠”，还是较为恰当的。

    对比一下司马迁和班固对晁错的评论，笔者认为：班固的评论是较为公允的，司马迁的后一个评论与班固的评论是大致一样的。

    司马迁评价晁错“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雠，反以亡躯”。笔者认为：这个评价是不正确的。欲报私仇的是袁盎，而不是晁错。袁盎保的是自己之身安全，而不是为了国家。袁盎早就知道吴王要造反，或是知而不问，或是唯保自身，装作不知，并可能对中央隐瞒了吴王的一些劣行。袁盎的态度和做法，或多或少地助长了吴王的造反。

    袁盎徙为吴相，辞行，种谓盎曰：“吴王骄日久，国多奸。今苟欲劾治，彼不上书告君，即利剑刺君矣。南方卑湿，君能日饮，毋何，时说王曰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脱。”盎用种之计，吴王厚遇盎。（《史记卷一百一•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袁盎听从了袁种的建议，隐瞒了吴王为造反而做的一些暗中准备工作，没有向朝廷汇报。所以，“吴王厚遇盎”。袁盎是两面派，只知道保护自身的安全，而没有考虑国家的安危。倘若说袁盎是吴王的帮凶，也是并不为过的。晁错说袁盎知道吴王造反，晁错说的是事实。

    盎素不好晁错，晁错所居坐，盎去；盎坐，错亦去：两人未尝同堂语。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晁错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吴王财物，抵罪，诏赦以为庶人。吴楚反，闻，晁错谓丞史曰：“夫袁盎多受吴王金钱，专为蔽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请治盎宜知计谋。”（《史记卷一百一•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袁盎与晁错不睦，但袁盎的确是贪赃枉法，并隐瞒了吴王造反的计划而没有向朝廷汇报。袁盎与吴王虽然不能说是同流合污的，但至少是知而不报的。晁错准备惩治袁盎也是正确的，并不是“欲报私仇”。

    晁错虽说与袁盎不善，然而，当袁盎对汉景帝陈述吴楚反“不足忧”的依据的时候，晁错赞同袁盎的分析并说“袁盎策之善”。（《史记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赞同袁盎的分析，是晁错的公而忘私。晁错为了国家的安危，而没有诋毁自己的私敌的正确观点，晁错是值得赞赏的、钦佩的。

    上卒问盎，盎对曰：“吴楚相遗书，曰‘高帝王子弟各有分地，今贼臣晁错擅适过诸侯，削夺之地’。故以反为名，西共诛晁错，复故地而罢。方今计独斩晁错，发使赦吴楚七国，复其故削地，则兵可无血刃而俱罢。”于是上嘿然良久，曰：“顾诚何如，吾不爱一人以谢天下。”（《史记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袁盎的话，是吴王造反理由的翻版。袁盎是站在了吴王的立场上，而不是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袁盎的话，恰恰表明，报私仇不是晁错，而是袁盎。

    晁错已死，谒者仆射邓公为校尉，击吴楚军为将。还，上书言军事，谒见上。上问曰：“道军所来，闻晁错死，吴楚罢不？”邓公曰：“吴王为反数十年矣，发怒削地，以诛错为名，其意非在错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复言也！”上曰：“何哉？”邓公曰：“夫晁错患诸侯强大不可制，故请削地以尊京师，万世之利也。计画始行，卒受大戮，内杜忠臣之口，外为诸侯报仇，臣窃为陛下不取也。”于是景帝默然良久，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邓公为城阳中尉。（《史记卷一百一•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邓公的话，表明了晁错对形势判断的正确：“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史记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邓公的话，也再次表明：晁错并没有“欲报私仇”，报私仇的是袁盎。袁盎不但借吴楚造反之机，借刀杀了晁错，报了个人的私怨，而且还欺骗了汉景帝，把汉景帝放到了诛杀贤良的不义之地。梁王的刺客刺死袁盎，是违法的，也是错误的；但刺死袁盎，也算是为晁错报了仇；袁盎即使不被刺客刺死，也是应该被诛杀的。

    “‘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史记卷一百一•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为国远虑，祸反近身。‘毋为权首，反受其咎’，岂盎、错邪？”（《史记卷一百六•吴王濞列传第四十六》）

    “晁错为国远虑，祸反及身。‘毋为权首，将受其咎’，岂谓错哉！”（《汉书卷三十五•荆燕吴传第五》）

    以上对晁错的评价，司马迁和班固的观点大致是一样的。站在个人的角度，司马迁和班固是正确的，就像晁错父亲的观点一样：

    迁为御史大夫，请诸侯之罪过，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议，莫敢难，独窦婴争之，由此与错有却。错所更令三十章，诸侯皆諠哗疾晁错。错父闻之，从颍川来，谓错曰：“上初即位，公为政用事，侵削诸侯，别疏人骨肉，人口议多怨公者，何也？”晁错曰：“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庙不安。”错父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吾去公归矣！”遂饮药死，曰：“吾不忍见祸及吾身。”死十余日，吴楚七国果反，以诛错为名。及窦婴﹑袁盎进说，上令晁错衣朝衣斩东市。（《史记卷一百一•袁盎晁错列传第四十一》）

    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晁错是正确的。正是有许许多多像晁错一样的人，牺牲了自己甚至自己的家族，而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与发展，也带给百姓以更好的生活或者是较为安定的生活。但是，人们（也包括一些历史上的名人）多是关注自身的安危，而不是关注国家、民族和历史的进步与发展。倘若人人都因循守旧，而不去改革或革除不合理的，社会怎么能够进步？

    实际上，对汉王朝初期的稳定和发展，以及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起了巨大作用的有三个人：贾谊，晁错，主父偃。

    太史公曰：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乡，以诸侯太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史记卷十一•孝景本纪第十一》）

    太史公认为，主父偃是成功的。这当然是正确的。不过，倘若没有贾谊和晁错之前的努力，吴楚七国继续积攒实力，后来的汉王朝与吴楚七国之战，汉王朝能否战胜吴楚七国，还是一个未知。倘若吴楚七国战胜了汉王朝，主父偃的计策又何从得施？

    太史公曰：高祖时诸侯皆赋，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黄金印。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拟于天子。自吴楚反后，五宗王世，汉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银印。诸侯独得食租税，夺之权。其后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史记卷五十九•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太史公的这个评论，恰恰表明，汉王朝在打败吴楚七国之反后，对诸侯国的控制越来越强，汉王朝的中央权威得到了空前的加强。而太史公陈述的这些史实，也恰恰证明：晁错才是最大的功臣。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对汉王朝初期的稳定和发展，以及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贾谊和晁错是富有远见、识危患于未萌且竭尽心力者，主父偃是顺势而为且依时成功者。倘若没有贾谊的痛哭、晁错的鲜血，主父偃可能也不会成功的；即使成功，主父偃可能也会艰难许多的。晁错的鲜血，换来了汉王朝初期的稳定和发展，也为后来汉王朝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

    所以，史记评价晁错稍有偏失之处。

    （完成于2008年9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