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固在《汉书》中的失误

大漠霜天

    “循吏”之名最早见于司马迁的《史记·循吏列传》。自从司马迁在《史记》中确立了《循吏传》之后，《汉书》、《后汉书》直至《清史稿》都承袭下来。《循吏传》也成为正史中记述那些重农宣教、清正廉洁、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的州县级地方官的固定体例。除正史中有“循吏”“良吏”的概念之外，到元杂剧中又有了“清官”的称呼，乃至后来民间又有了“青天大老爷”的称谓。

    “循吏”，在封建王朝，就是指奉公守法、爱民如子的官吏，说白了就是老百姓通俗说的“好官”。

    在封建王朝，一个真正的好官，其受老百姓钦敬的程度，常常令后人很难想到：不仅在当时受百姓的崇敬、爱戴，而且到了现代也依然受人尊敬。

    如：汉武帝时的名臣倪宽，在任左内史时，“宽既治民，劝农业，缓刑罚，理狱讼，卑体下士，务在于得人心；择用仁厚士，推情与下，不求名声，吏民大信爱之。宽表奏开六辅渠，定水令以广溉田。收租税，时裁阔狭，与民相假贷，以故租多不入。后有军发，左内史以负租课殿，当免。民闻当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车，小家担负，输租繦属不绝，课更以最。上由此愈奇宽。”（《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卜式倪宽传第二十八》）

    像倪宽这样的官员，的的确确是一个真正的“循吏”！但在司马迁的《史记》与班固的《汉书》中，倪宽都没有被列入《循吏传》。

    在《史记》中，倪宽列入《史记卷一百二十一•儒林列传第六十一》。在《汉书》中，倪宽被列入《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卜式倪宽传第二十八》。

    班固在《汉书•循吏传》中列入的循吏有：

    “至于文、景，循吏如河南守吴公、蜀守文翁之属，皆谨身帅先，居以廉平，不至于严，而民从化。……孝武之世，江都相董仲舒、内史公孙弘、皃宽，居官可纪。……及至孝宣，汉世良吏，于是为盛，称中兴焉。若赵广汉、韩延寿、尹翁归、严延年、张敞之属，皆称其位，然任刑罚，或抵罪诛。王成、黄霸、朱邑、龚遂、郑弘、召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见思，生有荣号，死见奉祀，此廪廪庶几德让君子之遗风矣。”

    其中，以上提到的循吏“王成”，其事迹，班固在《汉书•循吏传》中是这样记载的：

    “王成，不知何郡人也。为胶东相，治甚有声。宣帝最先褒之，地节三年下诏曰：“盖闻有功不赏，有罪不诛，虽唐、虞不能以化天下。今胶东相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之效。其赐成爵关内侯，秩中二千石。”未及征用，会病卒官。后诏使丞相、御史问郡国上计长吏守丞以政令得失，或对言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

    笔者对班固在《汉书•循吏传》中列入的“循吏王成”，有一点点的疑问：

    对王成的事迹或者政绩的记载，《汉书》中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事例可以佐证，比如，像倪宽一样的事迹等；只是有一句虚无实际的赞美之词：“为胶东相，治甚有声”。

    实际上，这可能是在当时可以给任何一个官吏的一句赞美之词。这样的赞美之词，有或者没有，可能也是没有什么大的区别的。

    唯一可以作为王成事迹或者政绩的事例，在皇帝褒扬王成的诏书中，还是有的：“胶东相成，劳来不怠，流民自占八万余口，治有异等之效”。

    如果真的像诏书中赞美的那样，那么，王成当然是“循吏”了。但是，如果像有的官吏说的那样：“前胶东相成伪自增加，以蒙显赏，是后俗吏多为虚名云”，那么，王成就不能算是“循吏”了。

    更何况，王成还开了一个“弄虚作假”而“蒙显赏”的恶劣的先例，那么，王成不但不能算做是“循吏”，而且简直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坏吏”（危害百姓的官吏）了！

    依据《汉书•循吏传》中，对“王成”事迹或者政绩的记载来判断，“王成”的事迹或者政绩，前后之间互相矛盾，“王成”是不应该被列入《循吏传》的。资料的前后矛盾，或者说对资料的剪裁不当，这应该是班固在《汉书》中一个小小的失误。

    另外，班固在《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第三十二》中引用刘向、扬雄的话赞美司马迁及其《史记》说：“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班固虽然高度评价了司马迁及其《史记》，但是在《汉书•循吏传》中对“循吏王成”事迹或者政绩的记载，并没有达到司马迁及其《史记》“实录”的高度。这也应该是班固在《汉书》中一个小小的失误。

    （完成于2008年10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