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别有用心”的评论

大漠霜天

    在《资治通鉴卷第一·周纪一》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四零三年）中，对智伯被韩、赵、魏三家杀死一事，司马光评论说：

    臣光曰：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夫才与德异，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谓之贤，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聪察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云梦之竹，天下之劲也，然而不矫揉，不羽括，则不能以入坚；棠溪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砺，则不能以击强。是故才德全尽谓之圣人，才德兼亡谓之愚人，德胜才谓之君子，才胜德谓之小人。凡取人之术，苟不得圣人、君子而与之，与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则？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愚者虽欲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譬之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决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为害岂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严，而才者人之所爱。爱者易亲，严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遗于德。自古昔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颠覆者多矣，岂特智伯哉！故为国为家者，苟能审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司马光在评论中用数百字论述“智伯灭亡的原因”是因为智伯“才胜德”。

    司马光的观点来自于智果：

    初，智宣子将以瑶为后。智果曰：“不如宵也。瑶之贤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鬓长大则贤，射御足力则贤，伎艺毕给则贤，巧文辩慧则贤，强毅果敢则贤，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贤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谁能待之？若果立瑶也，智宗必灭。”弗听，智果别族于太史为辅氏。（《资治通鉴卷第一•周纪一·威烈王二十三年》）

    在智伯被韩、赵、魏三家杀死后，司马光还用智果没有被株连、并生存下来的史实，作为自己观点的证据：

    “遂杀智伯，尽灭智氏之族。唯辅果在。”（《资治通鉴卷第一•周纪一•威烈王二十三年》）

    从《资治通鉴》中的记载，可以看出，司马光的论述有理有据，似乎是无可反驳的。

    笔者觉得：如果我们能仔细地思考一下，就会发现，司马光的观点并不正确，或者说，是偏颇的。

    一  智伯之败，与“才胜德”无关：

    智伯的失败，不是因为智伯“才胜德”，也不是因为智伯没有“德”，而是因为：

    ①智伯在自身的实力还没有超过韩、赵、魏三家实力之和的情况下，过早地对韩、赵、魏三家进行了攻击。

    ②智伯过早地暴露了自己吞并韩、赵、魏三家的想法。

    首先，智伯在率领韩、魏攻打赵襄子的时候，不但没有笼络好韩、魏两家并给他们足够的好处，反而让韩、魏两家觉得自己不仅是白白地帮智伯攻打赵襄子，而且在攻打赵襄子的同时，还要削弱自身的实力。虽然智伯许诺在灭赵后同韩、魏两家三分其地，但韩、魏是不可能相信的。因为智伯向韩、魏两家都索要了“万家之邑一”，并且没有归还。灭赵之后，能不能得到赵的土地，韩、魏两家是持怀疑态度的。

    其次，在攻打赵襄子的时候，智伯不但没有使韩、魏两家感到安全，反而使韩、魏两家感受到了自身的危险，从而导致韩、魏的倒戈，联合赵襄子灭掉了自己。

    “三家以国人围而灌之，城不浸者三版。沈灶产蛙，民无叛意。智伯行水，魏桓子御，韩康子骖乘。智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国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绛水可以灌平阳也。絺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资治通鉴卷第一•周纪一•威烈王二十三年》）

    ③智伯策略不当。

    智伯在对赵襄子进行进攻的时候，没有解决自身的后顾之忧。在攻打赵襄子时，智伯如果能够把先前向韩、魏两家索要的“万家之邑”都还给韩、魏两家，那么自己不仅没有后顾之忧，而且还能够坚定韩、魏两家同自己一道攻打赵襄子的决心，并最终取得胜利。

    二  智伯之败，恰恰是因为智伯有“德”，而且“品德”最高：

    智伯心地诚实，心无城府，就像小孩子一样。想要地，就向韩、赵、魏三家索地。韩、魏两家给了，“智伯悦”，就不打韩、魏两家；赵襄子不给，“智伯怒”，就攻打赵襄子。智伯的表现，与小孩子有什么区别呢？

    “絺疵谓智伯曰：‘韩、魏必反矣。’智伯曰：‘子何以知之？’絺疵曰：‘以人事知之。夫从韩、魏之兵以攻赵，赵亡，难必及韩、魏矣。今约胜赵而三分其地，城不没者三版，人马相食，城降有日，而二子无喜志，有忧色，是非反而何？’明日，智伯以絺疵之言告二子，二子曰：‘此夫谗臣欲为赵氏游说，使主疑于二家而懈于攻赵氏也。不然，夫二家岂不利朝夕分赵氏之田，而欲为危难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智伯曰：‘子何以知之？’对曰：‘臣见其视臣端而趋疾，知臣得其情故也。’智伯不悛。絺疵请使于齐。”（《资治通鉴卷第一•周纪一•威烈王二十三年》）

    絺疵知道韩、魏将要反叛，进谏了智伯。智伯却把絺疵的话，告诉了韩康子和魏桓子，并且还相信了韩康子和魏桓子的谎言。智伯的做法，与没有城府的小孩子，有什么区别呢？

    在历史上，在社会上，个人“品德”最高的应该是小孩子，因为他们是最纯真的。如果一个人的心地非常诚实、心无城府，像小孩子一样天真，我们怎么可能认为这样的人没有“道德”呢？由此推论，智伯怎么可能是无“德”之人呢？

    智伯因有“德”而失败。开国之君，常常不是“有德”之君，也不是“德胜才”之君，而恰恰是无“德”之君或“才胜德”之君。

    开国之君，常常是品德越差，越成功。如：刘邦、李渊、李世民、赵匡胤、朱元璋等，或是流氓无赖，或是口是心非，或是逼父杀兄，或是欺负弱小，或是忘恩负义。

    割据之君，也往往是，品德越差，越成功。如，曹操。

    三  智伯之败，败在无“才”而不是有“才”， 败在“骄”：

    司马光说智伯“才胜德”，表明司马光认为智伯是很有“才”的。智伯的确是有一些“才华”的，否则，智伯不可能成为晋国实力最强大的家族——智氏的继承人。但智伯具备的那些“才华”，一般人也常常具备。对智伯而言，他具备的“才华”应该是“治国的才华”，而不是普通人也具备的、一般的“才华”。那么，“治国的才华”，智伯真的具备吗？

    曹操说：“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智伯所处的时代是“有事（乱世）”的时代。然而，智伯不仅不具备治国的才华、谋略、远见，而且不接受正确的进谏，还贪而自愎，司马光说智伯所具备的“胜德之才”又从何体现呢？

    智伯之败，败在智伯不具备“治国”的真正“才华和谋略”。

    智伯请地于韩、魏，韩、魏各给“万家之邑一”。“万家之邑”是韩、魏的心头肉，韩、魏因实力不敌智伯而不得不给。韩、魏痛恨智伯，都恨到骨髓里，智伯不但不惧，反而“悦”。

    智伯的“悦”，表现出他的低能。人家恨你都恨到骨髓里了，你还不防备人家，不是低能是什么？智伯连一般人都具备的才华、谋略、见识都不具备，其治国的“才华与谋略”又从何体现呢？

    赵襄子不给智伯“蔡、皋狼之地”，韩、魏忍住心头之怒而把“万家之邑”送给智伯。相对于智伯而言，韩康子和魏桓子是比智伯还要杰出的。因为跟他平起平坐的韩康子与魏桓子都能够忍受内心的耻辱与愤怒而把“万家之邑”送给智伯，韩康子和魏桓子是比赵襄子更可怕的。

    在韩、赵、魏三家中，赵襄子的实力是最强的。智伯在选择进攻韩、赵、魏三家时，其策略是错误的，而且是致命性的错误。

    假使智伯要进攻韩、赵、魏三家的时候，首先应该进攻韩、魏当中的一家，然后再进攻另一家，最后才能进攻赵襄子。

    假如智伯要首先进攻赵襄子的话，那就必须把韩魏两家紧紧地笼络住，让韩、魏两家与自己休戚与共。然而，智伯在首先攻打赵襄子的时候，并没有先消灭韩康子、魏桓子，从而使自己陷入了极其危险的境地。这就证明智伯是没有治国谋略、见识很差的人。

    智伯之败，还败在“骄”。

    自古及今，还没有听说，君主骄傲而不亡国的。“昔齐桓公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智伯一骄，国破家亡。

    智伯请地于韩康子，康子欲弗与。段规曰：“智伯好利而愎，不与，将伐我；不如与之。彼狃于得地，必请于他人；他人不与，必向之以兵。然则我得免于患而待事之变矣。”康子曰：“善。”使使者致万家之邑于智伯，智伯悦。又求地于魏桓子，桓子欲弗与。任章曰：“何故弗与？”桓子曰：“无故索地，故弗与。”任章曰：“无故索地，诸大夫必惧；吾与之地，智伯必骄。彼骄而轻敌，此惧而相亲。以相亲之兵待轻敌之人，智氏之命必不长矣。《周书》曰：‘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主不如与之以骄智伯，然后可以择交而图智氏矣。奈何独以吾为智氏质乎！”桓子曰：“善。”复与之万家之邑一。（《资治通鉴卷第一•周纪一•威烈王二十三年》）

    智伯之败，还败在“骄而不备”。

    智伯戏康子而侮段规，智国闻之，谏曰：“主不备，难必至矣！”智伯曰：“难将由我。我不为难，谁敢兴之？”对曰：“不然。《夏书》有之曰：‘一人三失，怨岂在明，不见是图。’夫君子能勤小物，故无大患。今主一宴而耻人之君相，又弗备，曰不敢兴难，无乃不可乎！蜹、蚁、蜂、虿，皆能害人，况君相乎！”弗听。（《资治通鉴卷第一•周纪一•威烈王二十三年》）

    另外，司马光在评论中说：“智伯之亡也，才胜德也。才胜德谓之小人。”司马光认为智伯是小人。这一点也是不正确的。

    智伯失败后，被成为国士的豫让为智伯报仇而“漆身为厉，吞炭为哑”，多次刺杀赵襄子。连赵襄子都赞叹豫让为“义士”。“ 死之日，赵国志士闻之，皆为涕泣。”（《《史记•刺客列传》）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豫让是“国士”，与豫让相交深厚的智伯也不可能是小人。智伯死后，还能够把被称为国士的豫让感动得拼死为自己报仇，智伯怎么可能是小人呢？

    司马光对智伯的评论，是其在《资治通鉴》中的第二篇评论，有数百字，也是其在《资治通鉴》中为数不多的较长的论述之一，更是其精心而写的。

    司马光对智伯“才与德”关系的评论，不是对智伯的“才”与“德”哪一个更高而做的评论，而是以对智伯的“才胜德”为话题而展开的评论，是“‘借’桑‘说’槐”的评论，是荡开一笔而转述其他的评论。

    司马光对智伯因“才胜德”而失败的论述，不是真正地探讨智伯失败的原因，而在于借此提出“以德论人”的论述基调。司马光的真实目的，是为提醒宋朝统治者：在治理国家时，应该“以德治国”；在选择并任用人才时，应该“以德为先”，选择并任用“德胜才”的君子，不要选择并任用“才胜德”的小人。

    因为，《资治通鉴》成书于1084年，而960年建立的宋朝，在《资治通鉴》成书时已经建立124年了，宋朝的统治已经稳固。曹操曾说：“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此时的宋朝，其统治之术也应该由建国初期的“赏功能”转变为此时的“尚德行”。所以，司马光借智伯之败巧妙地提出了“才与德”关系的论辩，并含蓄地告诫宋朝统治者应该“尚德行”。

    司马光的这个评论，不仅符合司马光编《资治通鉴》“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的目的，而且符合“有资于治道”（宋神宗语）。

    司马光的这个评论，并不是对史事的公允性地、客观性地评论，而是有功利性的、目的性的评论，是“别有用心”的评论。

　　（本文完成于2010年9月15日）